群体合作中的必要惩罚

    在传统法律文化形成过程中，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提出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主张，强调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要以礼义教化为大务，教化犹如堤防，具有禁奸止邪的功能，古圣明王以教化为急务，才能君临天下，实现大治。不过，让人奇怪的是，汉儒虽然认为强秦之亡，在于专任刑罚一端，但他们的态度，却是在提倡礼乐教化的同时，强调发挥刑罚的作用，认为在治理社会中，刑罚虽然只是辅助性的工具，但却是必不可少的，礼乐教化与政令刑罚二者交相为用，才能实现统治的效能。

    董仲舒没有凌空蹈虚地清谈人性的善恶，一味地迷信道德教化可以在所有人身上发挥作用，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是认为人虽都有为善的本质，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有通过教化才有可能为善；至于另外一些人，则是难以教化的，对他们的违法行为，只能施以刑罚制裁，才能使之回归正途。

    古人在谈及社会治理模式中，对惩罚的不讳言、不矫情，体现的是一种务实的品格。在现代社会中的一些仅仅依靠社会成员的自觉、反对惩罚或无惩罚的实验，则无不以失败而告终。

    对于绝大多数成员来说，道德教化就可以发挥作用，人们异样的目光、舆论的谴责、无声的疏离，都会形成一种使人守规矩的压力。从生存的角度而言，人只有能“群”，才可以保存自我，而要使“群”得以维续，则必须辅之以公平且正当的惩罚机制。由此观之，“德主刑辅”也可以说具有普世的价值。

    （《北京青年报》12.19 马建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