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书场里长大的。我爷爷、我父亲、我的三个伯伯,无一例外,都是评弹说书先生。
时光倒回30多年前,江南的大部分小镇,说书先生带来的《说岳》《七侠五义》《珍珠塔》《杨乃武与小白菜》《三笑》……点亮了无数人的黯淡夜晚,让他们在一天的劳作后,躲进大江东去、才子佳人、侠义江湖里去,歇一歇。
外婆总带我去书场,并不因为女婿是说书先生,在我所成长的小镇,晚上在书场里消磨上几个小时,是最正常不过的夜生活。
父亲长年不在家,母亲常常需要抱着我坐很久的车、走很远的路,才能在书场码头上找到他。那是母亲一生最坚韧勇敢的时刻,没有手机定位,甚至没有电话,只凭电报上父亲的只言片语,母亲就可以准确地从家乡摸到沪苏浙任何一个小镇码头,提着大包小包,抱着我出现在书场的门口,只等丈夫下书台,给他一个惊喜。
我在小码头的书场里,一遍遍温习父亲的书。他一开始说的是爷爷留给他的传统书目《珍珠塔》,慢慢地父亲开始自己写书。那时候的书场,竞争是很激烈的,传统书目听众太熟,很难突围。有时候对门就是另外一家书场,两家书场的说书先生常常会“别苗头”。
我觉得自己很有义务帮父亲一把,于是在开场前,总是跑到帘子后,掀起一角,数人头。如果人很多,会兴奋地告诉正候场的父亲:“今天满场了!”如果生意惨淡,心里也会跟着很沮丧,父亲的书场怎么会听的人这么少呢?
我们这一辈上,家族中只有我父亲生了一个女儿,这意味着把我培养长大,就可以和父亲成为搭档,称为“父女档”。这在当时很有面子,代表着这家在评弹艺术上的传承脉络已经很清晰,“看,我家生意有人承继了”这句话可以明显地写在那个骄傲的父亲脸上。
7岁那年,家族经过长时间的筹备,举办了“庞氏评弹演唱会”,我和当时70岁的爷爷同时登上了上海大华书场的舞台。事实上,我站在书台上,下面的观众席一望无际。我倒并不紧张,他们觉得我是家里一个里程碑式的象征,“父女档”正式登堂亮相,家庭事业蓬勃发展,代代绵延。当时谁能想到这门艺术今时今日的日渐凋敝呢?想不到的。
我穿上了最漂亮的滑雪马甲,和父亲合唱那曲《方卿见娘》。我抱着琵琶,椅子太高,坐不上去,主持人过来把我抱了上去,下面一阵鼓掌。晃着腿,顺利地唱完,赢得满堂彩。我们最后集体上台鼓掌,这是家族留给我最为荣耀的背影,从那以后,我们各自星散,并渐行渐远。
后来,父亲离开了书台,下了海。爷爷奶奶远走加拿大,在那里走完了他们的一生。大华书场早就拆迁关门了。我上了大学,再也没有作为一个评弹后继者上过书台。
(《解放日报》12.9 庞小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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