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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在晋北农村，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那时父亲在村里当民办教师，全家6口人没钱在城里商店买成衣，全靠母亲在供销社买布买线亲手缝制。全家人特别盼望有钱买一台缝纫机。这也是当时许多农村家庭最大的心愿，不亚于现在的普通家庭买一辆中高档轿车。
1980年初春，晋北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年夏天小麦喜获丰收。到了秋天，承包地里的玉米和土豆收成也很可观。
中秋节前夕，父亲用150元信用社贷款买了一台哈尔滨产“飞鹿牌”缝纫机，机身上“飞”还是繁体“飛”。国庆节那天，父亲和我用平板车把这个“大件”从城里拉回来。全家人围着锃光瓦亮的机器左瞧右看，就像在迎接一位家庭新成员。从此，我每每听到母亲操作缝纫机时发出的声音，就像听一首首动人的乐章。自从我们家买了缝纫机，有不少亲友、邻居也请我母亲做衣服。母亲不厌其烦免费制作，还把缝纫技术耐心教给村里的年轻女孩子们。
1982年夏天，我考到离家300华里的师范学校读书，那时我刚满15周岁。我的单衣、夹衣、棉衣，以及帽子、鞋子、被褥，甚至用的书包，都是母亲亲手做的。1985年夏天，我毕业留校当老师开始挣工资，但还是一直穿着母亲亲手做的衣服。
寒假回家，准备过春节，母亲说穿她做的衣服，显得土气，建议我到商店买一套新中山服，这在当时是最流行的服装。父亲和我骑车20多华里到城里百货商店看了好几件，觉得太贵，最后还是买布料回家让母亲做了一套，几乎比别人省了三分之二的费用。开学后，我穿着这套新中山服登台讲课，内心一点儿都不觉得寒碜，反而很惬意、很神气。
后来我到北京读大学，最初几年穿的衬衣还是母亲做的。我的孩子在北京出生，母亲从老家来帮助照看，随身行李鼓鼓囊囊，全是她亲手做的各式各样的婴儿衣服。多年来，母亲一直保持使用缝纫机做针线活儿的习惯，家里用的被子、被套、棉拖鞋，孩子的小书包，都是母亲亲手制作。有一年，妻子在西单商场给我买了一条裤子，拿回家一试，觉得不合身，想退回去。母亲正好在北京小住，就说“我拿回老家试着改一下”，果然修改得很合身。
母亲一生操持家务，没有正式工作，但是她用勤劳的双手，为全家人、甚至为亲戚邻居创造了许多财富。5年前，年逾古稀的父母亲住到县城。搬家时，他们坚持把已经使用了35年的缝纫机拉到城里，妥妥地放置在新居阳台一角。母亲戴着老花镜，还继续用这台缝纫机做一些针线活儿。她也一直保持多年来养花的习惯，把阳台布置得花团锦簇。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缝纫机发出“嗡嗡嗡、咋咋咋”的声响，旁边那些生生不息的花卉成了最忠实的听众。
40年沧桑巨变。每个小家庭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祖国大家庭物质条件极大改善。但勤俭持家、艰苦朴素的价值观，就像母亲已经用了40年的缝纫机一样，历久弥新、永葆生机。
（《人民日报·海外版》12.5 刘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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