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探源的科学性思考

    当下，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个热点，特别反映在夏朝之争以及如何认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问题上。我们传统的学术训练一直局限于经验性的知识传授，缺乏科学思维和方法论的基本训练，这可能是许多重要问题得不到解决、研究水平难以提高的关键所在。

    科学是一种或然性研究或置信度的考量。科学活动主要是评估观察对象不确定性的范围。社会科学主要是一类寻找含义的解释性学科，很难做到完全客观。而考古学更为特殊，它是从物质文化间接了解过去，因此它的或然性或可信度更低。

    社会科学研究涉及三个关键要素：第一，本体论，是指研究对象的本质和意义。本体论是对研究对象概念化的精确描述，意在了解和描述事物的本质。第二，认识论，有关我们如何认识和了解研究对象，比如观念主义、唯物主义、价值观无涉或科学中立等。第三，方法论，是指用来获取知识的方法与技术，也即采用什么途径可以认识事物的真相和本质。这三个方面其中任何一方面出现问题或有不足之处，研究的科学性就会存在问题。

    在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我们存在的一个严重的、非常普遍的问题就是概念不清，对讨论对象的本质没有统一的科学定义。

    在概念类比的分析中，我们常用考古学文化来对应族属甚至国家与疆域。大家比较熟悉的类比，就是将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夏民族=夏国=一批有特色的器物分布=夏朝的疆域。实际上，这种类比并非以实证为基础的逻辑推理，而是一种猜测。我们没有办法以一批器物类型特别是陶器为前提，依次推导出夏族、夏国以及夏代疆域等结论。这些概念所指对象的性质不同，彼此无法对应与契合。

    在认识论上，中国的传统认知途径基本是“求实”，提倡“眼见为实”，信奉“无征不信”。这种传统缺乏现代科学的背景，并没有把探究表象和缘由的因果关系看作一个可用逻辑推理方法予以解决的问题。同时，科学认知还强调解释者必须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外在性与客观性之中，避免把自己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投射到客观对象之上。

    在方法论上，我国学者基本上采取经验主义的归纳和描述，缺乏理性主义的逻辑实证分析，也缺少怀疑精神和批判性思维。我们偏好文献研究，信奉“二重证据法”，强调史料在文明与国家起源中的核心地位，对疑古的科学精神持保留态度。这种研究大多局限在何时、何地与何人的范围，缺乏对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动力和过程的探究，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由于文献和史学导向在我国文明探源的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于是造成基本的探索课题都来自文献，缺乏从文化人类学的类比中增进我们对文明与早期国家发展原因和动力的思考。依赖文献也使得许多学者虽然口头承认疑古的历史意义，但是总体上还是将文献批判视为一种负面态度。然而，善思和善疑是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特质，我们对待文献应该具有自己的批判力和思考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12.9 陈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