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中的“和而不同”

    《庄子·则阳》篇用虚拟的手法塑造了两个有强烈对比性的人物。这两位人物，一位是知识贫乏的“少知”，另一位是能够高谈阔论的“大公调”。大公调回答少知提出的什么是习俗和公共舆论（“丘里之言”）问题，对事物的“同异关系”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说将不同和差异的东西统合起来就是“共同”，将共同的东西分散开就是差异。更重要的是，接下来强调，差异性和多样性是造就整体性和共同性的力量。如，卑下的土层对丘山之高，众多支流和河水对江河之大等。根据这些例证，事物的整体性和共同性力量，都是由多样性、差异性造就的。没有事物的差异性、多样性，没有事物各自的作用，就没有创造性，也没有事物的整体力量。

    事物的多样性具有创造力这种思想，公元前八世纪（即西周晚期）时中国的一位名叫史伯的太史官就提出了。他认为融合多样性的东西就能产生出新的东西；只是一种东西的单纯累加，最终它还是那种东西。“和”这个词包含了事物的多样性以及对它们进行“调和”“融合”的双重意义。

    正如史伯解释的那样，将不同的东西加以调和并使之平衡，这叫做“和”。“和”之所以能够造就新的事物，是因为它基于事物的多样性，基于用一些事物去结合和平衡另外一些事物，基于使事物之间达到一种最好的关系。相反，“单一”的东西及其纯粹数量上的累加没有创造力，它产生不出新的事物。史伯的“多样性和谐及创造”的思想，后来被发展为大家熟悉的中国思想中的“和而不同”智慧。

    （光明网12.14 王中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