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的创造性不可缺

    中国古代没有把书评作为一个专有评论门类，对当时的知识阶层来说，对一本新书的评论，和对历史的评论、对友人新写的诗文小说的点评没什么不同。《史记》里的“太史公曰”，就是中国古代比较朴素的一种评论形式。

    到了明清时期，文人们倾向用注释、疏通、点评的方式来回顾前人作品，比如大众熟知的金圣叹点评《水浒传》、李贽评《西厢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等，都是这么个形式。

    清末民初，现代式的书评文化逐步传入中国。梁启超、李大钊、胡适等人利用自己的刊物、媒体资源，介绍和点评国外著作，开启了学人争相撰写书评的风气。

    如今，书评已然成为批评的重要形式，是旁观者了解一本书的成色的重要渠道。

    在我们周边，受制于成本与观念，不少书评都源于作者本人或出版社编辑的约稿，导致人情稿子堆积。书评的报酬并不多，书评家耐心阅读完一本新书，写出一篇经得起推敲的评论，收入反不如一个写手蹭热点之作。与此同时，有批评性的书评，对出版社和媒体来说反而不讨好。种种因素不仅破坏了严肃批评的氛围，也进一步挤压了批判性书评的言说空间。

    原本，创造力和批判精神是保持书评生命力的关键，但在今天的文化工业体系里，学院对秩序的推崇、对批判意识的培养不足，导致了青年批评家很早就习得了温吞的话术，生产出理性、严谨、规范、四平八稳的“鉴赏文章”——它们没有一点点冒犯，没有自己的见解，只是充当着经典理论的喉舌，这个评论的工作，成了对既有的经典评判标准和意识的重复。所以，今天的书评中不乏“正确的废话”。作者借玄妙深奥的高头理论，掩饰自我批判能力的欠缺。随之，书评越来越远离大众，沦为一类群体体认彼此的工具。

    鲁迅在论及“对于批评家的希望”时，说“我所希望的不过愿其有一点常识”。一言以蔽之，批评家应掌握相关领域的常识，使批评落到实处，不至于沦为空谈，如此，才能创作出“真切的批评”。“真切的批评”不只有精辟的文本解读，也能洞察被批评对象与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关联，开辟出广阔的言说空间。

    而在今天，与其说我们缺少了“真切的批评”，不如说在今天的批评里，真正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书评太少，操着学院腔、生产安全解释的书评太多。要改变这一状况，只有重拾批判性思维，不再把书评作为一种依附，而是发掘它创造性的一面。

    （《社会科学报》12.3 杜君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