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K字形复苏看社会政策的重要性

    K字形复苏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经济现象，既不是偶然发生的，甚至也不是什么崭新的现象。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我们既可以说K字形复苏，也可以说K字形衰退，还可以说K字形繁荣。因股市房市等资产投机而催发的经济泡沫，就是一种典型的K字形繁荣现象。在富人和投机者从中获利的同时，普通人归根结底不能分享这种“繁荣”的好处。然而，一旦泡沫破灭，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却首当其冲。此外，在一般的高速增长时期或经济繁荣期，市场竞争也常常导致两极化结果，从我们熟知的《林家铺子》式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逻辑，到如今高科技领域形成的“赢者通吃”（winnertakesall）现象，都显示了一个道理，被“吃掉”的小鱼和虾米自不必说，所有竞争中的“输家”企业，都会给社会带来失业和致贫现象，造成对劳动者及其家庭的连带损害。

    市场本身从来没有也不能产生所谓的“涓流效应”。也就是说，当大企业赢得竞争和企业家因此致富的时候，集中起来的财富并不能自然而然滴流到普通企业和低收入群体中间。固然，在一个主要靠创新和生产率提高来驱动的经济发展条件下，形成一个“创造性破坏”的环境是必要的，非此不能鼓励那些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创新企业，因而淘汰掉那些生产率停滞不前的无效企业。但是，这种环境的形成和良好发挥作用，必须以社会政策托底为保障。

    换句话说，创新发展需要通过充分的竞争实现优胜劣汰，但是，对于竞争中失败企业的职工，必须通过社会政策的兜底，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得以保持符合社会标准的生活水平，享受必要的基本公共服务。缺乏这种制度安排，不仅会为市场主体提供规避竞争的借口，还会造成不利于民生稳定改善的后果。而一旦有了社会政策托底这个必要的保障网，创造性破坏的机制便可以被放心大胆地采用。观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可以发现，在社会支出占GDP比率高的国家，劳动生产率往往也更高。这就证明了公平与效率之间并不必然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

    最后，我国正处于应该显著加大再分配力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发展阶段。

    按照预期的经济增长速度，预计我国将在“十四五”期间成为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即跨过12000余美元这个从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门槛。国际比较表明，以0.4这一基尼系数水平作为分界线，高收入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明显好于中等收入国家，即在多数情况下，前者的基尼系数显著低于这个水平，后者通常高于这个水平。经验表明，伴随着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收入分配从不均等到更加均等的变化，并没有其他什么诀窍，原因完全在于政府实施更大力度的再分配。例如，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以税收和转移支付为主要形式的再分配，把相关国家的基尼系数水平平均降低了35%。

    疫情后客观上存在着K字形复苏的倾向，利用这个时机加大再分配力度、切实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可以获得一石三鸟的效果。除了防止疫情后K字形复苏和开启“十四五”再分配模式这两个效果之外，在我国经济整体率先复苏的同时，也面临着第三产业复苏滞后于第二产业、需求侧复苏滞后于供给侧、农民工就业恢复滞后于经济增长等问题。因此，打通就业、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的阻点，通过扩大居民消费加大需求拉动力，对于加快复苏节奏、提高复苏效果具有立竿见影的意义。

    （《学习时报》11.4 蔡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