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权导师，也须加强学生权益保护

    近日，针对人大代表提出的“改革我国对博士生、硕士生毕业考核体制，给予导师决定博士生、硕士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释放研发能量”的建议，教育部答复称，今年下半年将出台《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明确规定研究生导师的指导职责。

    消息一出，“导师将自主决定硕博士毕业”话题很快被送上热搜。公众热议聚焦的是，赋予导师自主权没有问题，可研究生的合法权益谁来保护？笔者认为，在赋权导师的同时，也必须赋权学生，面对不负责任的导师，以及导师滥用职权的行为，学生应有监督权、申诉权和选择权作为救济途径。

    从现实看，我国的导师制并不健全。一方面，从招生到培养，再到学生毕业，导师的权力很有限；另一方面，导师的职权似乎又很大，不能对学生培养质量负责的教师，却可布置学生给自己“干私活”，学生对此往往很难拒绝，因为导师可影响评优、评奖学金、升学、出国留学等。

    显然，推进研究生培养改革，就必须把导师应该拥有的招生权、培养权、管理权交给导师，与此同时，也要对导师的权责边界做出明确的界定。应该基于利益回避这一基本原则，明确导师不得利用职权为自己谋私利，包括不得布置与完成学位论文无关的任务。而至于如何界定“是否有关”，这不是由导师说了算，而需要由教师伦理委员会判定。当学生质疑导师布置给自己的任务属于导师的私活，而与完成学位论文无关时，有权向教师伦理委员会举报、投诉，教师伦理委员会要受理学生的举报、投诉，并独立地调查，再作出处理。

    离开了对研究生合法权益的保护，单方面放权给导师，非但不能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构建良性的师生关系，反而有可能将研究生教育置于更尴尬的境地。这需要在推进相关改革过程中予以高度重视。

    （《光明日报》10.12 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