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逢时的淡泊者

    高文彬在人生最后的九个月几乎都是在病房中度过的，两种癌症同时侵袭他的身体，从内到外。9月7日，97岁的他告别世界。

    在很多晚辈眼里，高文彬的身份是戴着光环的“东京审判见证者”。但在女儿高岚印象中，父亲“被外界关注也就是这一二十年的事”。

    老先生近百年的人生像一个被折弯的V形。前二十来年和最后二十来年，参与了两件最值得书写的大事：年轻时担任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秘书，发现了南京大屠杀标志性事件“日本百人斩杀人竞赛”证据；耄耋之年又不计报酬地投入到审定至今仍是英美法领域权威大部头的《元照英美法词典》中。

    晚年很多重要场合，高文彬都被当做国宝级一样的人物关照，拍照时也被安排站在中间位置。但在私下场合，老先生用上海话调侃自己：“什么国宝，没什么了不起，现世宝（沪语：指出丑出洋相的人，有时用于责骂顽皮孩童）还差不多。”

    在南京大屠杀史实展馆7号展区“埋坑遗址”北侧，是那幅臭名昭著的“百人斩杀人竞赛”图。

    这是一篇出自1937年12月14日《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刊登了随军记者浅海、铃木在南京紫金山麓发出的关于野田毅、向井明敏杀人比赛的消息。当时，向井明敏屠杀106人、野田毅屠杀105人。

    这份十年前的报纸湮没在浩繁的资料中，当看到两名日本军官手握军刀站立的傲慢姿态，青年高文彬备感愤怒，他立即复印好材料寄回国内。

    当时南京军事法庭正在审理乙级战犯，庭长石美瑜收到后，通过国防部公文直送盟军麦克阿瑟总司令部。半年后，两名日军少尉被捕，随后押送至南京。这两人最终与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的谷寿夫一起，于1948年枪决于雨花台刑场。

    那场耗时两年半的世纪大审判，包括高文彬在内，共计17名中方法官、检察官代表团成员参与其中。回国后，其中四位成为忘年交：检察官向哲浚、首席顾问倪征燠、法官梅汝璈的秘书杨寿林，以及他们中最年轻的秘书兼翻译高文彬。

    然而，这个常年和英文、律法打交道的知识分子却因为莫须有的罪名，人生青壮年的时光都消耗在了苏北和江西的劳改农场，整整27年。

    1952年，在东吴大学的老师艾国藩被打成特务后，在上海军管会外事处工作的高文彬受牵连被控“泄露国家机密”而判刑10年。不久，妻子与他分离，亲弟弟和他划清界限。女儿高岚也被贴上“反革命子女”的标签。

    “我没有做错什么，怎么会到这种地步。”虽然也有过绝望的时刻，但高文彬对那段经历并没有过度埋怨或仇恨。“他是很积极的人，是抱着一定可以重见天日的信心坚持活下来的。”他的一位朋友如是说。

    “我要是死了，别人还以为我是畏罪自杀，一定有一天还我一个清白。”就这样，插秧、挑泥、筑坝，每日面对繁重无尽的体力劳动，高文彬的后背变得像“乌龟壳”一样粗糙。女儿形容他重回上海时的状态，“被改造得彻底，和农民一模一样”——那时，他已经56岁。

    而那根陪伴了他多年的黄棕色扁担最后被他带回了上海，竹片内侧，至今还能看到刻下的清晰工整的名字：文彬。

    回上海后，像是蜡烛熄灭前最后的燃烧，高文彬把毕生所学都投入到《元照英美法词典》中。

    多年后，民盟浦东区委办公室的王卫平还记得高文彬谈起词典时的样子，“他整个人的神态都不一样，语速也更快”。那时，他手中只有一本样本，坐在靠窗的单人沙发上，像个孩子似的炫耀自己的作品，“等拿到正式的，送一本给你放办公室”。

    若一定要用什么词语来界定他与所处时代的关系，女儿高岚给出的答案是：父亲生得逢时。

    （《新京报》10.9 杜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