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的制度解释

    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马德斌所著的《中国经济史的大分流与现代化——一种跨国比较视野》，开篇便是经典之问：“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而不是中国？”马德斌的经济学研究着眼于制度与法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制度上来说，马德斌将传统中国朝代更替的制度逻辑归结为“剪刀石头布”，也就是“帝王-官僚-民众”这三大主体的交替循环，认为中国古代专制王朝更具稳定性，但也更僵化。欧洲王朝虽然欠缺稳定性，却充满制度活力。

    依托数据，马德斌认为早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和荷兰的城市工资水平便己远远超过中国，苏州和广州的非技术工人工资仅为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的三分之一。工业革命后，差距进一步拉大，德国和日本等国家也迅速崛起，超越中国。

    在这个过程中，看起来皇权无边的清朝，其实正式的中央税收少得可怜，远低于荷兰和英国等宪政国家。

    宋代之后，中国税收越来越依赖固定的土地税，出现了“强政权与弱治理并存”的矛盾现象，而英国与荷兰等国家则转向商业税，进而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至于金融市场，清朝更是落后。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确立了国会对王权的制约，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便是将国债的发行纳入法治与市场的轨道之内，而不是靠政府的强权推行。

    说到金融，马德斌还解释了一个许多中国人误会已久的概念:美洲的白银问题。不少人认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受益于对美洲白银的掠夺，但西班牙和葡萄牙比英国更早进入美洲，而最早获得美洲白银并长期处于全球经济体系中心其实是中国。

    在中国古代的皇权体系下，大量白银的涌入无法带来财富的再分配，这就导致没有新贵阶层诞生，无法对社会等级进行冲击，更无法产生制度创新。西班牙和葡萄牙也类似，它们的海外开发以皇权和国家利益为驱动力，在获取财富后，受益者主要是统治者。

    英国与荷兰则不同。它们的海外开发以资本为驱动力，同时国会制度由来已久，商人早已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可以干预和改变规则，进而推动内部制度创新。

    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还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中国人口众多，人力资源成本更低，因此也缺少技术革新的动力。而劳动力匮乏的英国则亟须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引发了动力革命。

    在本书中，马德斌认为只有制度，才会在促进与抑制经济增长之间形成如此巨大的张力。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36期 叶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