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评价之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

    历史人物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是历史聚光灯照耀的中心点。通过对历史人物的了解，我们走进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认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然而，要客观做到“知人论世”，在抱有“同情之理解”基础上，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准则，从而体认其思想动机，评述其功过得失，更是困难重重。

    最重要同时又是最给人造成困惑的，就是对历史人物作价值判断与评价。

    根据我的观察，历史人物评价上价值判断的分歧，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最关键的因素，也许是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之间的纠葛与对立。具体地说，对于某一具体的历史人物，用道德衡量或用历史衡量，往往会得出完全不一样的功过得失结论。在道德上占有优势，在人格上具有魅力的人，并不一定在历史上经得起检验。反之亦然，历史上有大贡献的人物，其所作所为也常常得不到固有的传统道德认可，不能成为人们真心景仰钦慕的人格楷模。而历史研究者侧重于一个方面对其展开评价时，大量尖锐的意见分歧便立即凸显出来了。

    这也是历史上诸多杰出人物“身后是非”、千秋功过任人评说，言人人殊的原因之所在。以封建帝王为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通常是心仪于汉文帝刘恒、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的为人与做事风格，而对秦始皇、曹操、朱元璋嗜杀、残暴、任性专制、严酷无情的行径无法苟同。尽管历史上曾有人别出心裁，努力为秦始皇、曹操、朱元璋等人鸣冤叫屈，汲汲于做翻案文章，但结果却往往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心劳力拙，徒劳无功。这就是道德戒律在历史人物评价中的潜在规范与制约。

    然而，作为历史研究者，与一般大众所不同的，是更多以历史的尺子对历史人物作价值判断。所以尽管秦始皇、曹操、朱元璋等人在道德品行上存在着备受争议的地方，无法让人认同，更无法令人喜爱。可是平心而论，他们对历史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甚至远远超过占有道德或人性优势的刘秀、赵匡胤等人。所以用历史的标尺衡量，他们又不能不受到充分的肯定与崇高的礼赞。

    不过这样一来，学者的观点与大众的认知之间便存在了巨大的差距，如何缩小甚至消弥这种差距，便成了历史研究怎样面对社会，进入大众，而不被边缘化的重大症结。

    其实，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也并非是一个无法松解的死结。这方面早在孔子那里已经做出了很好的平衡，堪称典范。翻开《论语》一书，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有关管仲的评价，就充分体现了道德与历史的矛盾统一。孔子一方面对管仲不无微辞，甚至多有贬斥，批评“管仲之器小哉”，指摘管仲贪货敛财，道德有阙；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历史功勋，盛赞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很明显，孔子之批评管仲，乃是就道德层面发论；而孔子之所以肯定管仲，则是就历史层面定位。两者并行不悖，互为参比，从而使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在道德与历史的矛盾对立中实现了和谐的统一。这也启发我们，在进行历史人物评价时，应区分道德与历史的不同标准，从而解开历史人物价值判断上的困惑。

    （《北京日报》9.28 黄朴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