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短辑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文化焦虑的成因

    章征科在2020年第5期《中原文化研究》上说，在清末民初社会转型过程中，士大夫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化时产生的身心冲突、新式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以及救国无力的现实感，是知识分子产生文化焦虑的主体因素。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失败从根本上削弱了知识分子对中国原有文化的认同，而将国家的衰败归因于中国文化，这是知识分子产生文化焦虑的政治因素。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原有文化的规范力、影响力和同化力遭到严重削弱，且在文化传承与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又产生了食古不化与食洋不化的冲突，凡此进一步加剧了知识分子的文化焦虑。总体上，文化焦虑促进了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这种自觉促使知识分子继续探寻中国文化的新出路。

    西士笔下的北南官话之争

    姚小平在2020年第4期《中国语文》上说，有案可考的中西语言交通发端于晚明。欧洲传教士来华之始，遭遇的便是多样化的汉语，既要掌握通言暨官话，还须了解方言土语。而官话又分南、北两大支，南官话以南京话为基础，一度等同于正音，为社会认可的标准语，渐而与崛起的北官话相对峙，彼此各有通行地域。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北官话，因享有地缘优势，且受益于语言政策，最终得以胜出，是为现代普通话的前身。关于近代汉语通言如何由南官话逐渐转变为北官话，17—19世纪传教士及汉学家的著述中有实证有议论，可补中国本土文献记录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