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身份问题将消失于无形

    当代中国哲学处境有两个方面：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的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的中国化。

    所谓“中国哲学”的身份困境首先源自西方的分类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自百余年前西方哲学引入中国，中国思想有了参照系，因此自命名为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身份疑问是现代制造出来的问题。在以西方哲学作为参照系之前，中国思想既没有被命名为“哲学”，也没有被定位为“中国”。古希腊人从不怀疑他们的哲学是普遍的，先秦人也相信其思想是天经地义的。所有特殊标签都是现代的粘贴，其根源或可追溯至基督教的兴起，基督教自我定位为普世教，于是所有“异教”文化都被定义为地方性的。

    以人生论为核心和特色的中国哲学定位也是相对于西方哲学比较出来的自我意识，恐非中国思想的历史真实。决定中国文明生死存亡的精神广泛存在于建立时空秩序的思想和实践里，包括制度、农业、史学、历法、兵法、诗词等，正是这些实践智慧创造了中国的文明、社会和历史，并且维持着中国文明的存在，而人生论没有能力创造任何实在。文明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克服苦难的实践。追求体悟的人生论是一种有特殊意味的本地文化，却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各种文化各有不可通约的人生理解，无法比较高低。具有普遍有效性的技术思想和制度是文明，而文化未必有普遍性。中国文化蕴含的文明很多，但基于体悟的文人精神或人生论是文化而不是文明。

    西方哲学批量涌入中国造成思想史上难得一见的景观：无论哪个时代的西方哲学，对中国全都具有当代性。在中国时间表里，从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或后现代至当代的西方哲学，全都具有中国当地时间的当代性。中国哲学不可能将西方哲学安置在既有空间里，而西方哲学也不足以反客为主地将中国哲学安置在其空间里。另外，西方哲学自身一直在更新，不可能像停止生长的印度佛学那样被中国单方面加以改制。

    哲学之城需要普遍语言也需要特殊语言，需要一致性也需要矛盾，既冲突又和解，需要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经常性冲突和经常性和解中发现思想的机会。在哲学之城中，哲学的国别性将变得不重要，这里正在讨论的中国哲学身份问题可能将消失于无形。

    （《哲学研究》2020年第7期 赵汀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