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与谢晋元将军的文稿

    影片《八佰》目前正在热映，谢晋元将军与八百壮士的事迹激励着越来越多的国人。1937年上海被日寇占领后，我的母亲邵丽英随上海市民去孤军营慰问“八百壮士”，意外结缘，开始为谢晋元将军及部下誊写文稿资料、并带出营向报社投递发表，持续近两年。

    我的母亲邵丽英，1917年出生于上海杨树浦路。在1937年日寇占领上海时，正值家里突发火灾变故之后，一家人的生活顿时捉襟见肘，母亲也因此失学在家。当时许多上海市民，仰慕谢晋元将军及八百壮士的抗日神勇，每天络绎不绝地去孤军营中慰问，我母亲也与她的邻居或同学们一起，前去孤军营中看望他们。

    今年疫情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获得了一本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谢晋元抗日日记钞》。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心里也略带那么一丝“万一日记中会有描写我母亲的内容，哪怕是只言片语呢……”的侥幸心理，我翻开了这本《谢晋元抗日日记钞》。

    该书较为全面地记载了谢晋元将军自己和属下八百壮士在孤军营中，被日寇围困的数百个日日夜夜，及所经历的事件和体会。

    在《谢晋元抗日日记钞》中，是这样记载的:“一九三九年四月四日，星期二，晴。指挥早操……”。“六时许，丽英来，赶缮上军政部报告。夜仍多梦，上讲堂说话过多。殊苦，不说亦不行。”

    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当看见母亲的名字“丽英”二字时，我瞪大了双眼，一下子几乎从座椅上跳了起来!啊,多么不可思议！谢晋元将军居然在这一天的日记中，用文字记录下了我母亲在孤军营中的足迹！于是我迫不及待地加速翻看“日记钞”其他内容：

    “四月十四日，星期五，雨。终日微雨不止，春雨绵绵……”。“二时将经收慰劳金整理缮好，预备明日发表，其余所收现金物品，亦拟即要丽英照抄一份，送报馆发表，其数目如下……”。

    母亲“丽英”名字再次出现。谢将军随后还记下了具体款项细目，让我们转而得知母亲当日誊抄的部分内容。将军随后还记有“下午新新公司派李伯祥送来美国华侨慰劳时钟一具，胶鞋四七双……”的句子，也让人窥知当时海内外各界华人都在表达对孤军营将士们的支持。

    至此，母亲档案中的有关自传描述内容，在《谢晋元抗日日记钞》中得到印证。以上两段日记内容里记载的我母亲前往孤军营为谢晋元将军誊写稿件、并带出军营发表，这种种鲜为人知的情节，还没有被任何部门和媒体所了解和报道过。

    1941年4月24日晨，谢晋元将军在指挥孤军营早操时，被汪伪政权收买的叛兵杀害。后来母亲与数万上海市民一样，前往瞻仰悼念了谢晋元将军遗容。她在自述中说，由于“在孤军营中，主要是帮谢晋元将军整理稿件文书。所以，当他被叛兵杀死后，就再也没有去过了”。

    本来母亲的这段非凡经历，写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更加不可思议。

    孤军营的故事结束后，母亲为了生活，开始到处打工。而上海当时为日寇占领地区，母亲不想当亡国奴，一心只想离开那里，去寻找当新四军的大哥。在途经河南水寨时，偶遇一次街头抗日话剧演出，剧中有一位演员因临时突发状况而缺席，有同窗就力荐母亲上台救场，结果演出非常成功。

    也因此，她被正在台下观看演出的国军少将副师长余靖方（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相中。后经熟人介绍，由他所在的国民党陆军暂编第十四师师长廖运泽主婚，与母亲结为夫妻。直到解放后我们才知道（也包括母亲），原来谢晋元将军与我父亲余靖方是同窗！他们都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

    这也太巧了吧！婚后，母亲随父亲流寓东西南北，历经坎坷。至1949年解放前夕，父亲还拒绝了蒋介石的中将委任状及全家人去台湾的船票，坚定地留在了大陆。我们全家人最终定居于四川成都。直至终老，母亲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上海。她于2014年去世，享年96岁。

    （《羊城晚报》9.6 余大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