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抗战岁月

    从28岁到42岁，著名作家巴金人生中的这一段“黄金时期”是在抗战中度过的。战火蔓延，吞噬一切，然而，不能摧毁的是巴金和同胞们的意志。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巴金就坚定地表示：绝不能苟安，“只有抗战一条路”。他义正辞严地宣布：“对于危害正义、危害人道的暴力，我发出了我的呼声：‘我控诉！’”在颠沛流离的动荡岁月中，巴金创作了总题为《火》的“抗战三部曲”，也完成了“激流三部曲”的后两部《春》和《秋》。在民族危亡之际，巴金在尽着一位作家的责任，尽着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1932年，一·二八的战火在上海燃起，几日后，巴金匆忙从南京赶回上海。2月5日，他乘坐的武昌轮抵达上海时，他看到的首先是浓烟和烈火。他已经不能回到他在闸北宝光里的寓所，那里是战争的重灾区。在那里，他曾住了三年多，写下《家》等经典作品，现在他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和众多作家一样，巴金最重要的武器是手中的笔，抗战时期他完成了长篇小说《火》。该书分三部，仅从《火》第一部就能够看出巴金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写作的：1938年5月广州，在敌机的不断轰炸中，巴金写下小说前三章，后来因敌机连续的大轰炸而中断写作。当年9月，他从汉口回到广州，续写了第四章，不久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向广州进发，巴金和朋友们离开广州。12月在桂林的大火中，巴金续写小说。1940年7月，蛰居“孤岛”上海的他，开始接着写，却又因租界里敌人的大搜查中断。后来，到了昆明，他才终于完成写作。

    他认为，写这小说，为的是发散热情，宣泄悲愤，鼓舞勇气，巩固信仰，找寻未来中国的希望，“老实说，我想写一本宣传的东西”。（《〈火〉第一部后记》）

    不仅仅是自己，巴金还团结更多的人拿起笔来。抗战初期，他与茅盾主持《烽火》（最初名《呐喊》）杂志，与靳以合编《文丛》杂志，他所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克服种种艰难顽强地出版，让心中不灭的熊熊火焰点燃同胞的抗战热情，从而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

    1941年夏天，巴金住在重庆沙坪坝互生书店，田一文也曾回忆他的写作细节：“互生书店的那间宽敞楼房，只有一张白木方桌，几个白木方凳，几张木架板床，巴金写作和休息，就在这么一个简陋天地里。”巴金坐在临窗的方桌前写作。“巴金没有一般作家的习惯，不抽烟，也不喝茶。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杯开水，一叠稿纸。”“每天晚上，他写作总是写到夜深人静、更锣响过两遍以后才睡。只在晚饭以后，约我一起出去散散步。早上，巴金起得很早。习惯在书店对角的一家甜食店吃早点。他只吃一小碗‘醪糟荷包蛋’或‘杂酱面’。他是成都人，喜欢四川小吃。中饭和晚饭，他跟店里几个人一起进餐。”然而，这里也并非世外桃源，战时的条件十分艰苦：“正值初夏，重庆沙坪坝已热得可怕。更可怕的是臭虫和耗子，它们肆无忌惮，一到夜晚，它们就会猖獗活动，任意骚扰。耗子在房里乱窜、乱啃，臭虫使人睡不安稳。而且，暑气逼人。”

    抗战时期，是巴金创作的成熟期，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高度评价巴金这一时期的创作，他说：“在老作家中，唯有他，在颠沛流离的战时生活中，一直不曾停笔，在小说成绩黯淡的抗战前半期，他完成了《秋》和《火》（三册）两部巨著，短篇小说集有《还魂草》，还翻译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一九四四年五月他与萧珊女士结了婚。婚后，写出了划阶段的三部小说：《憩园》《第四病室》和《寒夜》。从这三部作品看出来，他的小说技巧，已臻炉火纯青，对文艺有了庄严和虔诚，成为一点不含糊的独立作家了。”

    环境虽然恶劣，但那年月，巴金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他回忆在昆明写作《龙·虎·狗》时说：“在这落雨的日子里我每天早晨坐在窗前，把头埋在一张小书桌上，奋笔写满两三张稿纸，一连写完十九篇……我有的是激情、有的是爱憎。对每个题目，我都有话要说，写起来并不费力。我不是在出题目做文章，我想，我是掏出心跟读者见面。好像我扭开了龙头，水管里畅快地流出水来。”（《关于〈龙·虎·狗〉》）

    十四年抗战，巴金从二十八岁到四十二岁，那是一个人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然而，那又是怎样的岁月啊，颠沛流离中度岁，炮火下求生，巴金的妻子萧珊曾对朋友叹息：“你不觉得我们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都在战争中度过了么？”可是，生命的活力，青春的热情，却又是任何力量不能阻挡的，即便是在阴云密布、烽火连天的日子里，他们也有自己如火的青春，并且以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坚韧，造就一段如歌的岁月。

    （《光明日报》9.4 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