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写小说”而非“表演写小说”

    一定要说钱钟书对于“知识分子”题材的独特贡献，我觉得在于他创造了一种写作上的“范式”，那就是在钱钟书之后，中国的现当代小说再写起知识分子，多少都带着点儿钱钟书的味儿。

    “钱钟书味儿”是一个什么味儿呢？好像也不难理解，首先是暴露了“高尚者的低劣”和“智慧者的愚蠢”。而对于如何显得高尚、如何伪装智慧的那些套路，钱钟书又比谁都门儿清，因此他所呈现出的反差格外强烈——不仅强烈，而且微妙。方鸿渐的怯懦、苏小姐的矫情，这些特质说来都是属于常人的，但常人的特质成了那些自诩为非常之人的本质，难免让人感到讽刺。也不免让人多想，《围城》受到知识分子之外群体的广泛喜爱，是否也是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迎合了社会上的某些既定意识呢？又不免让人多想，偏偏是这个对知识分子最“看不上”的钱钟书，一度却被视为“理想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钱钟书味儿”的另一个特点是抽离，将作者的角色从小说中淡化出去。在《围城》里，你几乎无法找到作者本人在某个人物中的投射，作者甚至不在暗处，而在遥不可及的高处。在我看来，钱钟书的抽离与其说是为了俯瞰，倒不如说是为了静观。这种静观的对象可能包括他自己，也可能不包括，他可能离世界极近，也可能离世界极远，他可能对人类是冷淡的，也可能是热忱的——而这一系列的可能，或许才是《围城》这样的小说里最大的悬念。

    对于这个悬念本身，钱钟书的态度也是悬置的。假如治学上的原则是“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那么最高级的悬念归根结底没有答案。不过我也相信，这种无解并未给钱钟书造成多么大的焦虑，因为在他的观念里，写小说终究算不得多么要紧的事。这样的心态反而贯彻了一种小说艺术的辩证法：你太较劲，也就没劲了，因为即使对于小说创作而言，还存在着一些东西比小说更有价值。因此最后还是要回到钱钟书的学者身份上，他更加认可的自己是个学问家而非小说家。所以他反而避免了职业小说家的种种陋习。他做到了“写小说”而非“表演写小说”，更非“假装写小说”。

    （《光明日报》8.26 石一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