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的张力与困境

    数字人文在当下的中国，已经成为人文科学研究的学术热点和趋势。因此有必要对数字人文的“数字”组成部分，进行比较深入的讨论。第一，“数字”是软件和算法，“数字”是技术和工具。数字工具和技术为数字人文研究带来机遇的同时，数字的技术困境和伦理困境也已显现。第二，从数字化生存到数据化发现，不仅带来新的思维模式和研究视角，而且实现了载体的转型进而改变了学术。第三，从思辨式研究方法到数据驱动研究范式，实现了人文学术研究的“计算转向”。数字人文研究采用了大量“数字”方法和技术手段，诸如文本挖掘、量化分析、地理信息系统、社会网络分析和图像可视化技术等，确实重塑和改变了人文研究的眼界及其路径，为学者们提供了更多差异化、开放性、趋势性研究的可能和线索，从而扩展了学术疆域和潜力。

    数字人文可以拆解为“数字”和“人文”两个概念，两者既独立又连贯，倘若二者联姻就会产生聚合效应，成为一种超越历史和媒介的创建知识和意义的路径。但问题在于“数字”一家独大，技术思维导致“数字孤岛”出现，不能很好体现人文理念，影响中国原创性学术成果的生产。

    如何突破数字人文的“数字困境”？数字人文学者不能再满足于单兵作战，不能仅专注于学术研究的“数字”性，而应加强协同作战，加强学术研究的“人文”性。一是加强问题导向，深度介入项目研究，发现、分析、解决问题，对关键人文理念提出建议或质疑。二是提升复合素养，积极参与数据库的开发，接受计算的流程方法，学习编程语言、数据库技术和数据格式的建构过程，使自己成为既懂数字又懂人文的“刺猬狐”人才。三是跨界合作创新，不能仅满足于如何对相关数据进行人工标记、如何处理词频、使用分析软件，更重要的是尝试转换身份，用技术思维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要与数字领域的技术专家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处理好两者的相斥相容相加问题。四是提倡文化批评，不仅针对技术工具、数据与元数据、算法和计算的批评，还应将批判性思维延伸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范畴中去，以此包容不同形式的学术研究和批评方法，丰富数字人文的学术能力。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张耀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