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短辑

    郑国东迁肇始时间考

　　白国红在2020年第4期《中原文化研究》上说，郑国东迁，对于两周之际政治地理格局的再造有重大影响。多数学者信从《国语·郑语》《史记·郑世家》的记载，认为郑国东迁发生在“史伯为桓公论兴衰”之后。随着清华简“郑史三篇”的面世，通过梳理新、旧文献，重新解读古本《竹书纪年》有关晋文侯二年桓公克郐的记载，可得出其为一条信史的结论；进而论证出郑桓公伐郐是因周宣王被弑引发的王室追责行动；桓公因功受赏“郑父之丘”，获得了实现其东迁战略意图的机会，此地实际上成为郑国东迁的早期基地。因此，将“晋文侯二年”即公元前779年视为郑国东迁肇始之年是成立的，这比传统主流观点要早数年。

    以行政权力制衡代际权力

　　张屹山、赵明昊、杨春辉在2020年第3期《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上说，由于资源形成权力，而代际传递实际上是资源的传递，资源禀赋不同，则权力禀赋不同，尤其是代际权力不同，以致代际传递能力不同，最终导致收入代际传递结果不同。“代际权力”，即由于资源的代际传递，在利益竞争活动中所形成的对他人的影响力、控制力或讨价还价能力。资源代际传递破坏了市场配置资源的规则，父代资源多寡决定子代机会不平等程度，进而形成子代资源禀赋差异的恶性循环。依此逻辑打开收入代际传递的“黑箱”，表明政府应利用行政权力制衡家庭代际权力，使个人成就更多取决于自身努力，从而实现机会平等和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