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乡村女性的来路与去路

    近日，作家阎连科新作《她们》面世。因为书中“关于母辈和姐姐、妻子、嫂子及表姐、表妹们，还有这之外的‘她们’，我似乎熟悉却又陌生着”，他在自序《十年的等待》中坦承不知如何动笔：“她们是和所有男人一样的人。她们也是和所有男人不一样的人。”一边叙述，一边回忆，也一边试图理解那个将笔悬置了十年的理由：“她们到底是因为女人才算做了人，还是因为之所以是着人，也才是了如此这般的女人。”

    此书第五章，阎连科专门写了母亲，写她的语言与思维不同于常人，写她为了远行不再迷路而识字，也写了她过往的说媒经历。这里有一处最为动人：“我”在部队当兵时，曾有两个月忘记给家里寄钱，这时“我”收到了外甥女的一封来信，信上只有歪歪扭扭的一行字：“舅，我婆说她没钱花了。”另一次收到母亲的信，信上根本没有字，只夹了十几枚邮票。此后作者问母亲何以如此，她说是担心“我”没时间写信，可以直接寄个空信封到家报平安。仅此寥寥数语，外甥女的天真无邪与母亲的可爱怨怼便跃然纸上，而“我”也立刻从这信纸上“看到了母亲和外甥女及那所老院、村落的孤独、和润、宁静、悠长和人伦的深厚与坚实”。

    不只是这些温馨的情节，书中还包含一些激动的回忆。在《挣脱与命定的事》一节，当作者谈到结婚一事时还是情难自禁。那是1984年的某日，在豫东一座平原城市服兵役的“我”接到了哥哥的电话，告“我”父亲哮喘病加重，恐无法捱过这个寒冬，他操劳一生，所期多半实现，唯有“我”的婚事还让他牵挂。接到这个电话后，“我”没有在收工的军号声中去食堂吃饭，而是迅速打点行李，坐上了前往开封的列车。“我”在那座城市的未婚妻，也正等候着他去结束一个“犹豫大于默认”或“默认大于犹豫”的阶段。当她的家庭同意这桩婚事，当未婚妻告诉“我”这个消息后，“我”止不住地流泪。

    从这里开始，作者开始将回忆过渡到一种自省叙述：家族中的女性究竟是一群怎样的人呢？即如“我”的妻子，她从“我们”的婚姻中“得了什么，失了什么”，“我”的妻子“从来没有去想过说过”，但作者却由这“不想”与“不说”开始了一段面向家族女性的反顾。这一反顾的目的在于揭开以往被遮蔽的乡村女性与乡村女性被遮蔽的诸种样貌，它主要涵盖了四个方面：一，女性在乡村记忆中的位置；二，乡村女性的乐观、独立与自由；三，乡村女性的第三性：劳动；四，现代乡村女性的样貌。

    第一部分的缘起，大概还是在作者述及他那“消失了”的表姐时猛然想到的。女性在乡村伦理记忆中是否拥有一席之地？如果有，何以那个因瞌睡而被婆家抛弃的表姐，那个从婆家偷偷回来，三番五次想要自杀的表姐，在又一次远嫁之后的数十年——这数十年中，作者父亲、三姑、三姑夫都已离开人世，“一代人的别告如一片森林倒下”——被家族的其他人通盘遗忘了呢？作者不解的是这遗忘究竟是源自内心的冷酷，还是“伦理的韧性终是没有时间更韧长”？以此推开去，他便看到了“在男权社会所左右的家族伦理记忆里，女性总是被记忆很快地遗忘并抹去”这一严酷事实，而这种忘却最直观地体现在墓碑的刻字上面。例如在安葬父亲时，大伯在坟地上划出他们弟兄四个的位置，然后指着父亲的坟地下面说：“将来，发科和连科就埋在这儿吧。”这句令读者震惊的话其实恰然是乡村伦理的常态。

    在书中的第二、第三部分，作者以娘婶和姑姑们印证了乡村女性同样有自身的独立和自由，不过，他也以自己终生劳作的母亲为例，试图探求乡村女性的“第三性”特色。母亲数十年如一日的劳作，仿佛劳作已经成为了她的生命重心，“这些多出来的劳动是从哪儿溢出的？”作者在对历史的回顾中，看到了母亲以及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女性曾经担负的命运。及至今日，“妇女作为劳动者身上的他性却几乎是相同的”。

    旧有的家庭结构与乡村伦理消散了，而新的家庭结构、家族伦理以及新的女性形象似乎还在遥不可及的未来等候着。那么，现代乡村女性的出路在哪里呢？——此刻的问题已不是“她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而是“她们将要变成怎样的人”，她们是否还要继续是“和所有男人一样但又不是男人”的人？作者在书中还是没有指出一条明确的路。

    （《北京日报》7.10 徐兆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