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短辑

    语言特点不同，是中西文化不同之源头

    刘家和在2020年第3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说，逻辑理性主宰了西方的思维，历史理性引领了中国的思维。这种理性结构的不同是中西思维不同的根本原因所在。中西文明之别，关键也就在于理性结构的不同。西方文明中逻辑理性占主导和中国文明中历史理性占主导，其根本在于二分法的不同。中西的二分法之不同，其部分原因则可溯源于各自语言之不同。语言特点不同，是中西文化不同之源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逻辑

    赵燕菁、宋涛在2020年第3期《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说，按照两阶段增长模型，经济增长是由资本型增长和劳动型增长构成的一个动态过程。这一增长模型在全球分工格局的空间投影是在美元驱动下形成的创造资本的“中心国家”和依靠劳动的“边缘国家”。资本与劳动的多寡是由这两个变量的相互关系定义的，资本短缺导致拥有资本的阶层在分配中又攫取了财富的绝大部分，进而导致中美贸易冲突。就未来全球的分工格局而言，土地金融推动中国成为资本创造大国，动摇了已经维持百年的国际分工秩序。资本与劳动的镜像对偶关系决定了任何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都是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取舍。转型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两种增长阶段并存，由此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而言，采用同时兼顾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两个阶段的双轨制可能是最佳选择。如何实现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的增长转型，又不引发大国间的战略对决，将是中国与全球一起共同面对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