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对民法的三大挑战

    为什么国家明令禁止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所有的答案都聚焦在两点上：违反科学精神，违反伦理道德。

    民法典第1009条以专条形式明文规定：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这是民法典立法的一大亮点。通过三个“不得”为基因编辑加上了三把“法锁”，最大程度阻却、减轻其对自然人人格权和伦理道德、公共利益的风险。

    具体而言，基因编辑对民法可能提出三大世纪性挑战。

    第一大挑战，基因编辑婴儿是自然人，还是人造“人”？这挑战了民法对“人”的基本界定。根据近代民法的人格原理，凡是遵循自然规律出生的人，都是民法意义上的“人”。按这个标准，孙悟空、哪吒都不算民法上的人。同理可证，基因编辑严重违背自然法则，通过人为操控改变自然基因，很难说是自然法意义上的人，更接近人造人的角色。

    第二大挑战，人的主体性地位是取决于自然法则，还是人定法则？基于人道主义立场，即便是基因编辑婴儿，一旦出生，我们就必须按照民法典认同其主体地位。但随之而来的难题就是：按照民法典的制度逻辑，人格只能遵循自然规律生成并由法律最终确证。基因编辑显然打破了这种价值链条和逻辑前提，开启了“人-复制人-复制人复制的人”的人定法则，冲毁了民事主体赖以生成的自然规则。最终的恶果是什么呢？基因编辑会扭曲、屏蔽、湮没人的主体地位。人的存在不再是自在自为的，可能沦为他人意志或利益的产物。

    第三大挑战，人与人之间如何实现平等？如果承认了基因编辑婴儿的合法性，承认其民事主体地位，人类不可避免地就会面临一个世纪性难题：重启绝对不平等！因为基因编辑技术可以通过匹配、开发、植入等手段制造“超级人类”，最终人类就会陷入创造与被创造、支配与被支配的恶性循环，毁灭现有秩序和人类本身。

    （《深圳特区报》6.16 刘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