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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20年06月25日 星期四

    论点短辑

    《 文摘报 》( 2020年06月25日   06 版)

        文化批评的经典化难题

        卓今在2020年第3期《甘肃社会科学》上说,信息化时代的文学文本有可能经过改编和再创作,从而脱离原来的形态。文化批评者放弃对文本的艺术表现力和思想价值的研究,尝试通过对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问题的揭示,重新塑造一种文学期待和文学想象。这一研究潮流表现出以下几种特征:解释经典的行为学盛行,通过外部经验揭示经典本质,用新技术+新观念重估经典作品。文化研究的这种阐释模式带来新的问题,即阐释行为表现为阐释目的与文本的疏离。经典文学通过感性的方式揭示人的情感和思想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以此构建一种人类健康发展的价值体系。文化批评将这一价值框架打破,把文学作为单纯的历史对象加以考察,文学内部的精神性被忽略,文学作为精神故乡的连接被切断。鉴于此,文化批评需要解决返还文学内部、返还文学本身这个难题。

        神熊意象与中华文明探源

        胡建升在2020年第2期《中原文化研究》上说,在出土文献楚帛书中,大熊伏羲开天辟地,是中华创世神话与文明的创造者。在人文始祖黄帝的神话中,黄帝生于北斗星精,居于有熊之国,号为轩辕氏,体现了神熊居于天体帝车之中的神话观念,成为天帝与大地母亲的神话信使和最初化身。在出土文献《容成氏》所载大禹建的五方旗中,熊旗居中,成为夏代国家旗帜制度的神圣标志物。只有理解了神熊意象在文化大传统到小传统之间的原初编码,我们才能揭开中华文明的神圣起源,深入理解华夏精神的文化基因。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玉器早于青铜器,神话意象先于文字,玉器与神话意象共同构成中华文明探源的两大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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