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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20年06月13日 星期六

    义乌夜市三十年

    《 文摘报 》( 2020年06月13日   02 版)

        6月6日,星期六。上午9点,义乌又下起了雨。三挺路上行人稀少,车流也不多,显得有些冷清。对义乌不熟悉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就在若干个小时之前,这条位于义乌中心城区、长度不过350米的支马路,是义乌城市热力图上温度最高的一点:每天傍晚6点,当设在路口龙门架上的“三挺路夜市”五个字亮起灯光,数以万计的人流连于此,共同勾画出义乌夜生活最具标志性的图景。

        20世纪80年代末,三挺路夜市初见雏形。彼时,小商品之都方兴未艾,在距离如今的三挺路夜市不远的县前街、南门街交接区块,出现了一小片自发形成的夜市。据义乌市场开发服务中心老职工张旭回忆,当时有近40人在这片区域撂地设摊,兜售购自市场的小商品赚取差价:“绝大部分是下岗职工和生活困难的居民,也有一部分是白天上班的人,晚上做点小买卖补贴家用的。”

        今年65岁的吴汝建就是其中之一。老吴原是当地一家建材厂的工人,看到身边有人做起小商品买卖赚了钱,他也不免心动。然而,当时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已升级到第三代,不仅商铺难求,同时也有一定资金门槛:“铺位的租金加上货品采购的成本,少说也得四五万元,对于我们这种普通工薪家庭,根本想都不敢想。”

        县前街的夜市让吴汝建看到了希望。他从市场里批发了数十元的内衣和童装,带着一张塑料布便开始了自己的经商生涯:“塑料布往地上一铺,货往上面一摆,就算是开张了。”只是,撂地生意当时在老吴看来多少还是有些不体面,偶有熟人路过,他总是下意识地低头。

        县前街、南门街一带是当时义乌最具人气的地段,夜市每晚生意红火。进价5角钱的短裤卖7角,每条净利润2角。出了几天摊,吴汝建每天至少能赚2元钱,生意好时一晚上甚至能赚5元。须知,1985年全国职工平均月工资大约96元,老吴的收入算是可观,原本“不体面”的感觉也日渐淡了。

        夜市一天比一天红火,但是夜市的存在却造成了周边卫生环境和交通秩序的混乱。“取缔,不是义乌的风格。”张旭说,工商管理部门当时在征得市政府同意后,开始为夜市经营户审批办理营业执照。于是,乱设摊变成了合法经营,老吴的腰杆子又挺得更直些了。

        1991年,吴汝建的妻子从皮鞋厂下岗,便与丈夫一道打理起夜市的生意。两年后,夜市搬到了当时新建的工人路上。为了遮风避雨,经营户的地摊也陆续升级成了货架和临时棚。夜市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摊位达到500余个,年成交额60余万元。“那时候已经没人觉得做夜市不体面了。和我一起摆摊的人里,甚至还有老师和医生。”吴汝建说,“当年我们做夜市,就像现在老头老太跳广场舞一样。”

        1995年,义乌市工商局成立市场开发服务中心,负责夜市运营管理。两年后,夜市再度易址,迁入附近的义乌针织市场内,以“一场两用”的形式开展经营活动:白天,市场里针织生意正常进行;晚上打烊后,夜市经营户就在店外通道上设摊。

        彭红喜就是在“一场两用”时期开始自己的夜市生涯的。1999年,这个一心想做生意的江西人在义乌已经当了几年打工仔,实在意味索然。于是不安分的彭红喜便蹬上三轮车,载着从义乌篁园服装市场里批发来的衬衫和一张简易钢丝床走进了夜市。

        2001年,夜市最后一次搬迁,来到了如今的三挺路。夜市的经营规模一次又一次地扩大,夜市里的小老板也逐步成长为大老板。2011年,彭红喜离开了夜市,在当年他第一次批货的篁园市场里租下一个铺位,做起了外贸生意。“练摊做夜市的这10来年,对我的确是一种历练。当年做夜市是为了生计,并没有什么远大目标。但正是在练摊的过程中,我积累了财富,也积累了经商的经验。”彭红喜说。

        生意做大了,有人选择离开,也有人选择留守。湖北人邱小进在义乌夜市里做了16年生意,如今在三挺路坐拥三个摊位,一年的租金甚至高过义乌国际商贸里的铺位。接到夜市复市的通知,他第一时间从孝感老家赶回了义乌。邱小进说,他对夜市有感情,甚至“比对老家还有感情”。

        (《解放日报》6.10 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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