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建筑师遇上云设计

    “好看的直线不一定要像尺子那样笔直，你细看，它有戏的。”不少建筑设计师常随身带着纸笔，一有灵感就拿出来画房屋结构，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设计师何镜堂就是如此。他两只手能平均使劲儿，右手把脑中构思描出来的同时，左手做笔记。82岁的他已经画了60多年的直线，设计出许多知名建筑，最近又站在了时代浪潮上，尝试“云设计”。

    疫情改变着建筑理念

    疫情暴发后，许多正在盖的楼房被迫停工。但何镜堂手头上有二三十个工程，从去年9月至今签下的工程合同额度比往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其中大部分来自最近一个季度的新项目。“视频、语音会议最大优点是能随时随地开会，而且一接通就能马上讨论，效率高。”他说。

    疫情也改变了建筑和空间的设计思路。疫情早期，一些楼房的管道排气系统不佳、导流差，病例排出的病毒经由排气扇传到其他户，导致病毒传播。于是，何镜堂在设计房屋时特别注重通风系统，“设计高层建筑时要特别注意管道排污，还有通风排气，比如和空调师傅反复沟通，确保空调管道的设计能挡住室外病菌”。

    此外，设计城市公共空间时也不能“摊大饼”。“摊大饼”是较为常见的空间设计思路，就是围绕着一个中心不断扩张，可是一旦发生传染病、地震等突发事件，可能影响救援进度，“以后设计公共空间时，要适当留空，楼层间最好有绿地隔开，还要提前想好哪些建筑适合改建成像方舱医院这种临时救援点”。

    “哦！这是中国的”

    何镜堂是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之父”。2010年，世博会在中国上海举办，如何建造中国馆以展示中国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成就？组委会向全球华人征集设计方案，300多个团队参与竞争。由于海选方案太多，评委只能通过照片甄选，漏掉了一些好作品，其中就有何镜堂的“中国器”方案。

    “通过一栋建筑体现中国文化，要让每个人看到后都觉得‘哦！这是中国的’。”何镜堂定了8个字：中国特色，时代精神。在他眼中，有两个细节最能体现这8个字：梁架和环保。“西方的建筑很多是石头，但在中国，不管哪个朝代，主要建筑都是木头做的，也就是梁架，一根一根搭出来的，所以在搭建部分，我参考了中国传统的梁架结构，形状则参考了鼎、罐，还用中国红作为‘外衣’。”这便是“中国器”方案。

    给南京“写小说”

    去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人都会被庞大尖刀外形吸引。在何镜堂心里，设计过程仿佛在写一本小说，“有序言、有开头、有高潮、有结尾”。

    纪念馆建于1985年，位于南京水西门大街。20年后，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扩建纪念馆，何镜堂设计的“和平之舟”方案脱颖而出。他设计了一些空间意境，比如“折断的军刀”。从水西门大街向西行，远远就看见一把中间断裂的灰色尖刀，这便是纪念馆的外形，断裂处即入口。“这个地方发生过惨绝人寰的杀戮，断刀也调动了参观者的精神和情绪。”通过这个设计，何镜堂将纪念馆前后延伸700多米。

    步入纪念馆，脚踩碎石沙地，“你会听到沙沙声，就像遇难者的呐喊”。施工初期，工人在馆内挖出了19具遇难者遗骸。当时，何镜堂从其他地方赶来，走到此处，一抬头，一缕阳光正从屋顶的天窗射进来，照着遗骸，“象征着冤魂重见天日”。何镜堂留下“天窗”，并做了聚光槽，将其命名为“苍天有眼”。回顾历史，在南京大屠杀的6周中，有30多万人遇难，以秒计算，每12秒钟就有一人遇难。何镜堂便在馆内尾厅设计了一个三角形空间，模拟一滴水从高空落入黑色水面的图像，并用声电设计，每隔12秒发出“嘀嗒”声，墙上印着遇难同胞遗像的灯亮起又熄灭，标志着一条生命逝去。

    “最后还是要回归和平”。走出馆外，便到达和平公园。斜坡上是绿色的草坪，还有一座雕塑——母亲抱着孩子，显示宁静祥和，以及对和平的期望。

    （《环球人物》2020年第10期 陈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