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字筑一座纸上紫禁城

    迄今，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作家祝勇已出版了十部关于故宫的书，而今年也恰好是他进故宫博物院工作的第十个年头。其实，早在2002年祝勇进故宫前就写完《旧宫殿》，从那时写到现在，他写故宫整整写了18年。

    新作《故宫六百年》写了将近4年，祝勇说：“每天上班，走过这六百年的宫殿，我都在想，作为一个写作者，应该写一写这六百年的宫殿。”在祝勇看来，紫禁城绝大部分建筑空间都容纳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风云，“弱水三千，我只能取一瓢饮，面对每一个建筑空间，我也只能选取一个时间的片段，让这些时间的碎片，依附在不同的空间上，衔接成一幅较为完整的历史拼图”。

    故宫六百年，祝勇不想以编年体的方式去写，那样容易写成流水账，反复思量，他决定按空间的顺序来写，以空间来带动时间。而做出这样的选择，还有一个文化背景，“中国人的时间观是从空间中产生的。中国人是先有空间概念，后有时间概念。”祝勇说。

    祝勇对故宫六百年的讲述从午门开始，大致依照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顺序写故宫，最后从神武门出来，故宫刚好走过了六百年。“我把时间纳入到空间中，当我们完成了故宫的空间之旅，也刚好完成了故宫的时间之旅。故宫就像是一个容纳时间的容器，在它的内部，时间都存放在原处，没有发生过改变”。

    身为“宫里人”的祝勇说，那些嫔妃们、后妃们离他都很远，但那些故宫前辈却离他特别近。“他们经历了近一百年的风风雨雨，身上有特别令我感佩的东西”。

    祝勇在书中最后一章讲到庄严先生，他瘦小枯干，手无缚鸡之力，在抗战时期为了保存故宫文物，带着故宫文物南迁，他和老院长马衡先生，最关注的文物之一就是那十件石鼓。“石鼓非常重，一个就有一两吨重，但它很有象征性，这就是他们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在那样一个战乱的国破家亡的时代，他们的责任就是保护古物”。

    “我对故宫很多边边角角原来不是特别了解，比如寻沿书屋。”祝勇说，光绪皇帝每次给慈禧请安的时候要在那个地方等，等的时间他就坐在寻沿书屋里面，百无聊赖。前几年故宫大修之时，满目皆是脚手架，祝勇从十三排那里出来有一个小门开着，于是顺着廊道穿行，突然转到一个院落里面，后来才得知这正是寻沿书屋的正房，前面挂了一块匾，上书“寻沿书屋”四字。

    祝勇说，我们耳濡目染都是历代的艺术家、能工巧匠们呕心沥血做出来的精品，虽然隔着几百年的时光见不到他们本人，但这些东西会不知不觉把它的精气神注入到你的内心。“故宫里面这种文化的气脉特别养人，它在养你，无形之中耳濡目染，就会形成故宫人自己内心的修养和外在的气质”。

    “故宫有动起来、活起来的一面，也有静的一面。我们的专家、学者、修复师们，择一事，终一生，他们的心是那样的沉静，红墙外的喧嚣好像都与他们无关，这是故宫最令我感动的地方”。

    18年用文字书写故宫，祝勇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他逐渐认识到，故宫不只是封建帝制的大本营，它的内涵是丰富的，它凝聚了我们民族对美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因此看到了两个故宫，一个是王朝政治意义上的故宫，另一个是文化意义上的故宫。“站在现代的立场上，我们可以对王朝政治进行抨击，而对故宫的文化价值，我们不能不顶礼膜拜。紫禁城表面上是一座城，背后是一整套的价值观。是中国人价值观的伟大成就了这座城的伟大”。

    （《北京日报》5.29 路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