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好的时候，我跳了白毛女”

    一束追光下，从恶霸地主黄世仁家逃出的喜儿，奔进荒山。跨溪水，俯身喝水；摇树木，拣拾野果；扔石块，击退野兽。

    大跳。旋转。疾走。扎着红头绳的长辫散开了，红衣绿裤褪色了，衣袖和裤腿破了，乌黑的头发也变得灰白。

    漫天风雪，虎啸狼嚎。台上的喜儿旋进假山，出来的是“白毛女”，石钟琴登场了。耳边，响起朱逢博深情的领唱：“风雪漫天，喜儿在深山。怀念众乡亲……”这是1973年1月26日晚，上海市舞蹈学校上演芭蕾舞剧《白毛女》。石钟琴说：“人生最好的时候，我跳了白毛女。”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1962年的上海舞蹈学校，从教学到排练都参照苏联模式，芭蕾舞科（简称芭科）用瓦冈诺娃教学法。5岁就在俄侨索科尔斯基芭蕾舞学校学芭蕾的副校长胡蓉蓉，为探索芭蕾民族化的教材与教学，提出编排一段《白毛女》加入排练课。选取奶奶庙里，喜儿遇不共戴天的黄世仁和狗腿子穆仁智的情节，把原来相遇改成“恨不得踏平奶奶庙”的追打。作曲请来曾在鲁艺学习、时任儿艺副院长的严金萱。

    这段小品被大家看好，胡蓉蓉和青年教师傅艾棣把它拓至近20分钟。后又加戏为二场四景，成为时长30分钟的小型芭蕾舞剧。在奶奶庙前加白毛女上山，后添与大春山洞相认等片段。“这便是上海第一个芭蕾舞剧的诞生。”（《上海文化艺术志》）

    石钟琴那时还是舞校四年级学生，回忆起《白毛女》的问世，“1964年提倡‘洋为中用’，创作自己的芭蕾舞。那时的《白毛女》，还是小型的”。

    《白毛女》在1964年第5届“上海之春”一亮相即获好评。备受鼓舞的主创人员，把它从小型舞剧推向中型。石钟琴说：“1965年，《白毛女》发展成中型芭蕾舞剧，共有6场。我跳‘大红枣’和‘红缨枪’。”

    1965年5月17日，在肇嘉浜路1111号徐汇剧场（今美罗城）再露面的《白毛女》，已是“序幕+七场”的大型芭蕾舞剧，框架基本定型。排大型舞剧时，上海人艺院长黄佐临任艺术指导。黄导将杨白劳喝盐卤自尽改为与逼债的黄世仁、穆仁智拼死反抗被打死，突出了农民反抗性形象，更加出彩的一笔是从喜儿到白毛女的发色之变。

    “整部舞剧的白毛女由四位女演员共同完成，分别扮演喜儿、黑毛女、灰毛女和白毛女。喜儿逃入深山，经历春夏秋冬，黑发变灰发，最后在漫天大雪中，全部变成了白发。”石钟琴说：“大家都觉得带有一种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

    美丽的芭蕾外交

    1972年，对石钟琴而言是不平凡的一年。

    元旦，由桑弧导演、沈西林摄影的11本彩色舞剧电影《白毛女》收官，春节全国公映，引发轰动。很多粉丝想看白毛女，石钟琴那时住团，粉丝见不着，就跑到南京西路吴江路口的春江百货商店，看“白毛女”的姆妈，她妈妈在那里上班。

    那年另一大事是出访尚未邦交正常化的日本36天，被称为“芭蕾外交”。7月9日晚22点，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前门饭店接见第二天赴日的中国上海舞剧团。他说：你们还是按民间外交方式做。通过演出访问，进一步加强中日两国人民和文艺界友谊，促进中日友好。早日恢复中日邦交是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对日本人民要广泛接触，争取人民外交的新胜利。

    到东京第二天，舞剧团到松山芭蕾舞团练功。该团是第一个把《白毛女》改成芭蕾舞的，1955年2月12日便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上演。为了接待中国团队，从团长到主要演员，热情送茶送毛巾。有许多志愿者来做保卫工作，有的甚至放弃工作来当志愿者。

    舞剧团展开民间外交，用足尖说话。他们与松山芭团、齿轮座剧团联欢，并走进关西地区等。

    石钟琴说团长孙平化是个日本通：“会见朋友，举办酒会，财相、政要都来。虽还没建交，但都来看演出。这个艺术团体，与到其他国家不一样。”

    通产大臣中曾根虽没参加7月12日欢迎酒会，却出现在当地报纸和新华社报道里。北京来电问随团上海电视台记者怎么没拍他镜头。原来，他参加其他活动没来，又感到缺席不好，要报社加了他的名字。其实，这是个信号。

    8月15日上午，田中首相在帝国饭店接见孙平化。会见的房间不大，来了200多记者。8月16日，1000多人在羽田机场欢送，给一个文艺团体国宾待遇。这是前一天晚上在欢送酒会上定的，国务相三木武夫打电话让机场落实。

    石钟琴说：“去是从上海坐火车到广州，再到香港坐飞机去日本。回来直飞。日航包机首航，虹桥机场几千人欢迎。”按原计划，访日后经港回沪。日方提出：不要再绕道香港，日本包机直接送上海。建议得到中方响应。8月16日，两架日本包机降临上海虹桥机场，开中日航线破冰之先。

    就在石钟琴和《白毛女》剧组回沪一个多月后的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27日晚，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29日，中日签署《联合声明》宣布：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解放日报》5.28 袁念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