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应把学术当作一种志业

    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重视学术与人格的关系。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里的“为己”与“为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境界。在曾国藩看来，“读书的最高境界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料，以转化个人的人格。”因此所谓“为己”之学，就是学者从学的真正目的不在于外在什么原因，而在于内在的自我修养、自我完善。宋代哲学家张载说：“学者当须立人之性。仁者人也，当辨其人之所谓人。学者学所以为人。”国学大师梁启超对顾炎武的人格极为赞赏：“我平生最敬慕亭林（即顾炎武）先生为人，想用一篇短传写他的面影，自愧才力薄弱，写不出来。但我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

    因此，一个真正的学者，不仅在某一方面学有所长，优于他人，能引导后学，即所谓的“经师”；而且在人格方面也达到很高的境界，成为人们效仿的楷模，即所谓“人师”。史学大家司马迁对孔子的人格十分景仰，并因此感叹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把“人师”作为学者追求的境界，这是中国学术的一个传统。顾炎武把“士”的本质规定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博学于文”是“经师”问题，“行己有耻”是“人师”问题。而梁启超则提出既要把国学当作“文献的学问”，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又要视之为“德性”的学问，以内省和躬行去感觉和体察。前者讲的是“经师”问题，后者讲的是“人师”问题。梁启超还认为，在研究学术史时，对历史上的学者不仅要论述其学术观点，而且要研究其人格。西方学者也非常注重这个问题，马克斯·韦伯就是如此。他认为，学者应该把学术当作一种志业，而不是职业，更不要把学术当作敲门砖，当作炫耀自己才能的工具。只有那种全心全意追求真理的人、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人，才具有学者的人格。

    如果没有高尚的人格，没有高度的境界，一个学者不可能在学术上有重大成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群体，不可能为其国家和民族带来光明的未来。

    （《深圳特区报》5.12 黄发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