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我在北京东郊双桥农场下面的一个乡政府当团委书记。由于业余时间爱好写作,经常给报刊投稿。那一年的“五四”前夕,一家报社组织“京郊青年在行动”的征文。我围绕自己做团干部的经历,也投了一篇文章,很快就发表了。“五四”之后,报社在郊区组织了一次郊区青年联谊会暨征文颁奖会。
开会地点在京郊西南房山,快到河北地界,而我所在的农场则在北京的东南郊,两地相距上百公里。交通十分不便,那天早晨我五点半从家出门,倒了几次车,下午两点才到。
第二天上午开会,除了报社的领导、编辑外,从京郊各地来了近二百人。这其中有团干部,也有一批文学青年。看着一双双陌生而又对未来充满渴望的眼睛,我们每个人都很受鼓舞。
而我此时,脑海里浮现的不仅是文学,更多的是一个叫小梅的女孩。这是一个山区女孩,也就十四五岁,眼睛是玻璃花,右脚先天跛足,由于家里贫穷,只上到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小梅在座谈会上说,她的理想是多放几只羊,羊多了,到了年底就可以多卖些钱,这样就能让她家里的日子好过些。小梅的发言,让整个会场变得很寂静。
小时候,我也放过羊。我家的羊既不产奶,也不为了吃肉,更不是为了卖钱,纯粹是哄我们几个孩子玩。因为有了羊,每天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可以将羊赶到草地里,然后凑在一起玩闹、聊天,以至捉鱼捉青蛙放风筝。放羊的那些日子,使我享受了大自然,也享受了一个孩子该有的童年。
或许有着同样的经历,当小梅的发言结束后,我一直盯着她,眼前不断浮现她在山坡上放羊的画面。几个文友讨论到热烈处,一个文友问我,你进屋总是若有所思的样子,你在想什么呢?我说,我在想那个小梅,我们能用什么办法帮助她呢?
联谊会只开了两天就结束了。大约一个多月后,乡政府卫生院突然来了一位李大夫,专门看各种疑难杂症,尤其擅长推拿按摩。党委书记把我叫去,希望我能为李大夫写篇文章。这样,一来二去我就和李大夫交上了朋友。一天,我突然问李大夫,我认识一个叫小梅的女孩,眼睛是玻璃花,右脚跛足,您能帮她治好吗?李大夫想了想说,这我不敢肯定,你让她来看看吧。我说,那女孩家很穷,恐怕……李大夫看我面露难色,就说:看在你的面子,免费给她治疗。
就这样,小梅很快就来到了我们这里。李大夫说,小梅的病属于先天性的,很难彻底根治,但经过治疗,或许能改善一下。我说,只要能好转,就是很大的进步。为了帮助小梅,我发动机关和工厂的团员给小梅捐款,三天时间就凑齐了五百元。我让小梅用这钱买几件衣服,剩下的过日子用。很快,我们义务救助小梅的事迹被一家报社的记者知道,他们几次过来采访我和小梅。一时间,我和小梅成了新闻人物。
我去过一次小梅的山区老家。她家比想像的还要穷。几间破旧的土坯房,窗户上连整块的玻璃都没有。她母亲傻呆呆的,父亲佝偻着身子,一看就是重病缠身。再看锅里,是一团黑黑的野菜,不见一点油星。我和同来的一个团干部不忍再看下去,每人除了留好回去的车票钱,把仅有的二十几块钱全留给了小梅。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小梅。
后来我打听到,二十多年前小梅的父母先后去世,她嫁给山西的一个挖煤工人。不知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家里是不是还养着羊,牧羊的时候是不是还会放声歌唱?
(中国作家网3.16 红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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