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宫写字45年

    不久前，在恭王府博物馆抱厦展厅内举办的“素履——董正贺书法展”吸引了很多人前来观展，这些作品彰显出皇家书法的庄重与雍容。人们在敬佩之余，纷纷把好奇的目光投向了作品的书写者：董正贺。她是故宫里一位专事写字的书家，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了45年。除去故宫，颐和园、杭州西湖等很多匾额、楹联也都出自她手。

    1951年董正贺出生于北京一个悬壶世家。小小年纪便在写字方面展露锋芒，她觉得写字是本能，“从一开始我就没觉得难，好像写字天生就挺容易，别人写不好我觉得挺奇怪的”。

    1969年，随着上山下乡的大潮，董正贺到内蒙古插队。1973年知青开始陆续返城，董正贺到了知青办，每天负责接待进来招工的单位。招工单位一拨儿一拨儿地来，有几个地方她自己也特别想去，但都错过了。时间久了，董正贺的心里有点着急。正在这时，故宫来要四个工人，做修铜器、修家具、修古建筑、油漆彩画的活儿。董正贺顺利地进了故宫。

    因为填写一张履历表，初进故宫的董正贺就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的贵人。“填表写的钢笔字，写完递给坐对面的干部。他看了半天问‘你喜欢什么呀？’我口气特别大，说‘我喜欢书法’。”她感到对方一副“什么叫书法你懂吗”的表情。“你平常写吗？把你写的书法拿给我看看。”

    这一句话，成为董正贺命运的转折点。看了她的字，“他当时就跟我说，你不要到修复厂去，我这里有点活儿要你干。”

    后来董正贺才知道，对方叫吴空，原来是中央文史馆的一个副馆长，国务院参事室的参事。在此之前的六七年，故宫都是关门状态，那时正为开放做准备，吴空当时从干校回来被安排到了故宫。

    吴空领着董正贺来到排了一面墙的柜子前，告诉她里边全都是“文革”当中的各种文件，其中还有一些是跟国际上交流的文件，都要整理、登记，做成卡片。这件事需要字好看，董正贺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做出了完整的一套卡片。

    做完这个工作，吴空又找到她，“小董你别去修复，你去陈列部。”要知道，陈列部管理的全是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资料，那是美院的大学生才能去的部门。她觉得“在这里没有理由不把事儿干好”。

    陈列部的日常工作就是每天整理文物的档案、照片，繁复单调，但她一干就是四年。故宫有个传统是“有一个人专门搞书法”。当时故宫搞书法的是金石大家金禹民先生，1976年，金禹民先生突然患病，董正贺被调入美工组，接手他的职位，走上专职的书写工作。

    90年代以前，故宫说明都写在抱柱上，历经风吹日晒，字要用油漆写。这样“力透木板背”的功力，完全不像拿毛笔蘸着墨在纸上写字那样轻松，要下苦功才能练就。最多的时候要写两三百字，最少的时候也要写七八十字。

    在故宫写字，最棘手的大多是写展览的前言，它是用裱宣纸写就，而裱宣纸是用好几层纸做的，很珍贵。书写时半点都不能错，错一点就全毁了。就是这些日复一日的书写工作，让董正贺练就了对空间布局的精准判断。

    有一次接到一个前言书写工作，“两米宽，高不到一米”，再拿到内容一看，她直接找领导：“这个尺寸和这个内容没法儿给观众看。照这个内容写出的字最多两厘米，那观众就得趴在上面看了”。大家都将信将疑，结果一计算，真像她说的一样。后来再写前言，领导发话“小董是我们的专家，她说多少字就写多少字”。

    专事书法几十年，董正贺觉得写字是一个动脑子的事，要随时“琢磨它为什么好看”。她临摹的郭沫若曾被很多人误以为是真迹，怎么学得那么像？“我走到街上或者看到郭沫若的字，就会留意郭沫若的特点在哪？比如琉璃厂的‘中国书店’是郭沫若写的，他的‘中’字上边儿写的特别长，而下面出来的特别短。他的字漂亮，我觉得他写得非常险，很难有人敢这样写。”

    董正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在故宫这45年，就做了这一件事儿”，说这话时她的笑容简单又欣慰，“静下心来一直干这件事儿，把它做到极致，真的挺好”。

    （《北京青年报》12.6 李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