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影响了近代中国

    ■【美】斯蒂芬·哈尔西

    19世纪80年代，电报开始对中国的军事情报、经济和官僚体制产生重要影响。

    1882年，日本企图在朝鲜建立势力范围，清政府调动兵马粮草准备应战。李鸿章评论道：“(朝鲜)生变，赴机迅捷，实赖电报灵通之力……成效已著，无待赘陈。”朝廷虽然通过外交交涉解决了这次危机，但还是批准了李鸿章的建议，将电报线从沈阳延伸至朝鲜的首尔和仁川两座城市。李鸿章认为，这一措施将会避免日本人从釜山将电缆向北铺设，“以通信息而便调拨”“以保该国自主之权”。

    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中国商人依靠电报互通经济信息。当局认识到需要捍卫国家利权不受外国公司侵犯，因此鼓励这些活动。中国电报局最早的线路是连接中国东部的主要市场中心的，而商人则利用这项新技术来获取价格信息，寄送汇款，管理各分局，从事长途贸易。郑观应称:“商贾贸易，藉电报以通达市价，则无者常绌，而有者常赢，强富之功基于此矣。”商人在懂得了电报的价值之后，向政府官员请愿要延伸电报网络，使之遍布全国。1882-1883年，浙江省的丝商请求朝廷铺设一条通往他们在杭州、江西、湖州和绍兴府的产地中心的支线。与此同时，汉口的茶贩们也要求沿长江设线，这样通商口岸的公司就能够利用它来预定茶叶了。茶业行会的成员来自“五省各地”，在中国东南部他们建立的组织无处不在。电报使商业协会可以对其活动进行协调，还通过缩短通信时间、克服距离限制推进了区域性的经济整合。

    中国电报局除了促进中国区域内贸易发展之外，还为政府提供了另外两个好处。在20世纪早期，公司定期向北京上税，它所产生的资本被投入到了李鸿章更广阔的国有企业网络中。1899年，电报公司开始通过每年捐银4万两“报销实银”。尽管这一数额占到中国电报局利润的两成，但还是使电报局的管理者们可以付给股东们大额红利。这种对于纳税的评估至少又存续了四年时间，一直持续到1908年中国电报局被国有化为止。在朝廷面临着对外的重金赔款时，这些额外收入提供了可供自由支配的资金。盛宣怀还将中国电报局的资本转给了急需启动资金的其他近代公司。

    然而，铺设电报电缆最重大的贡献在于，它能够在决策者之间传递政治信息。

    到了晚清，中国绝大多数的重要政治信息已经是由电报线在传递了。为了给信息资料加密，也为了在中国电报局人员泄露敏感信息时对其施以严惩，总理衙门发行了电码本。欧洲人和美国人通过电线用摩尔斯电码发送消息，用1~4个一串的点和画来代表一个独立的拉丁字母。相反，中国人则通过0001~9999的四码数字来代表某个汉字。如果接线员收到了信号1935或0193，他们会翻阅一本按部首笔画编排的手册来获知这个信号的含意。这一系统虽然是照搬汉语字典的组织编排方式，但是将可传输的汉字总数限制在了1万字。尽管中国电报局给其工作人员分发了标准电码本，但总理衙门还是另为钦差大臣等高层官员设计了暗号。早在1881年，李鸿章就指出：“如传秘密要事，另立暗号，即经理电线者亦不能知，断无漏泄之虑。”总理衙门对电码本的配给保持着严格的控制，它们的传播仅限于中央和各省政府的重要官员之间。每隔一段固定时间就采用新的密码，任何未经批准擅自复制这些材料的人都会受到处罚。

    （《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中信出版社2019年出版 赵莹/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