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记忆

    现在，如果上午九点从合肥站坐上动车，两个小时就到武汉了。一九九一年夏天，我研究生毕业了，在合肥一家报社谋了一个饭碗，收拾好行李后，早上六点半从武昌傅家坡长途汽车站上了公共汽车，到合肥已是晚上九点多，足足开了十五个多小时。

    天很热，残破的公共汽车里没有空调，比车更破的道路上扬起的源源不断的灰尘卷进车窗内，人窒息得半死。在大西门三里庵附近一处两边生长着蔬菜的路边下车后，我拎着一卷简单的行李要去投奔在这里工作的弟弟，可半个多小时没等到一辆公交车，偶尔有行人路过，都说这里有些偏，没车了，后来在寥落而暗淡的灯光下过来了一辆摩托车，问价，摩托车手说：四块，不还价！

    坐公交只要两毛，二十倍的天价。已是夜里十点多钟，又饿又累的我，一咬牙，任宰了。

    那一刻，我想：有朝一日，要是时来运转能发财，一定要买一辆摩托车。

    可买摩托车的痴心妄想也很快就熄灭了。

    我的工资加编辑费每月有两百多，而一般单位只有一百多。我拿着两百多的高薪还是买不起摩托车，普通踏板“铃木”50轻骑要六千多，好一点的摩托要一万多，所以我在合肥前两年置办的最贵重的家产就是四百八十多块钱一辆的变速自行车，三个月后被偷，其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一段时间里，只要见了街上相同的自行车，总觉得那是我被偷的车，总想拽住盘问审查购车发票。

    在全民骑自行车的时代，坐汽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那时候在合肥打黄面的是相当体面的。经常在酒店门口见到头发涤亮的暴发户从安全系数较低的黄面的里跳下来，神情很优越，他们在酒桌上也会有意无意地说：“车太难打了！”说这话强调的不是车难打，而是打车这件事。其实那时候车并不难打，不是车少，而是打不起。如果打一次黄面的花去八块钱的话，等于损失了十来碗面条，二十多斤砀山梨，三十几个土鸡蛋。

    一个飘着细雪的周末，我和报社几个同事骑自行车到肥东的一个朋友家喝酒，喝完酒已是漫天大雪，路太滑，车闸失灵，回来的路上，几个人前仆后继地摔倒在地，倒地后还在地上赖上一会，以恢复筋骨。好在那年月路上汽车很少，加上夜深人静，所以不存在死于非命的危险。第二天在报社办公室里，我反省这件事时总结说：我们应该合伙打面的回来，将自行车放在面的后面。有同事说：一辆面的不够，两辆太浪费。一个酒没完全清醒的同事说：什么时候我自己买一辆汽车开着出去喝酒。办公室里所有人也包括我，在他还没说完的时候，就都笑了起来。

    汽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身份、地位、财富的象征，一辆普通的“尼桑”“蓝鸟”轿车在当时的合肥值两套九十平方米的房子，再好一点的车，如高配的“凌志”“别克”“奥迪”等就可以盖一幢普通的宿舍楼和两所希望小学。所以说领导干部屁股下面坐一幢楼一点都不夸张。

    一九九四年我被组织上任命为一家出版社的副社长，社里有好几辆汽车，其中一辆“丰田”面包和“三菱”轿车最初我是常用的，出入行走，以汽车代步，不少同学都眼红，说我终于“享受腐败”了。回来一想，我也就真的觉得此事很严重，于是除了公务，从不动用单位的车，平时上下班跟同事们一道骑自行车。许多年后，旧事重提，酒桌上又有同学说我那样做很滑稽很幽默。我哑口无言。其实，汽车的性质一直没变，而是人们的观念和思想变了。

    如今，汽车已走下神坛，高贵的意义也被消解，同时被损耗掉的还有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乡下表侄在百脑汇电脑城租了一个摊位，那天电话里听说我要从北戴河回来，他主动问我：“要不要我开车去车站接你？”我问什么车，他说是红色“铃木”雨燕，我说：“你爸爸在乡下开手扶拖拉机，你都开上小汽车了。”他谦虚地说：“如今城里小汽车跟乡下拖拉机是一样的。”

    （《记忆中的定格》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年出版 刘政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