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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9年08月27日 星期二

    绷着脸写不活北京话

    《 文摘报 》( 2019年08月27日   05 版)
    刘一达

        自1978年文章见报算起,四十多年来,刘一达陆续发表了小说、散文随笔、话剧剧本、纪实文学等80余部作品。在总数达到1800多万字的作品之中,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浓浓的“京味儿”。北京土话是京味儿小说最为明显的标记。刘一达研习北京土话的过程,也是他探索作品表达手法的直观体现。

     

        北京土话的行家

     

        1970年,16岁的刘一达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做烧炭工人,据他回忆,车间里的活儿不好做,空气里都是烧木炭的粉末,不只喘不上气来,粉末落到身上脸上,一个星期也洗不干净。但就在这样艰苦的工作环境里,刘一达却发现了一生受用的“宝藏”。

     

        “在工厂,我的师傅是清一色的老北京,有走街串巷收古董的打小鼓的,有担着馄饨挑子的小商贩,有在天桥耍过把式卖过艺的老艺人,总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干什么的都有。每天在班上我听他们讲老北京的往事,就像在听相声和评书,很多土话就是这么学来的。”刘一达说。

     

        此后,刘一达在《北京晚报》做过24年一线记者,主办过《京味报道》《收藏》《广角》等专版,骑着自行车几乎走遍了北京的胡同,采访过上万个住在胡同里的北京人,被人称为“胡同记者”。胡同在城市改造更新过程中经历的种种变迁,让刘一达渐渐产生了以文字来复原日渐消失的北京胡同文化的念头。

     

        北京话式文学

     

        刘一达新出版的小说集《人五人六》里,开篇便讲了《老槐》这样一个故事:

     

        六十多年前,胡同里扫街的常顺大伯亲手栽下了一棵槐树,常顺大伯去世后,唯有老友福大爷守着槐树。当拿着电锯的工人要伐树时,福大爷“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失魂落魄般扑向那棵老槐,伸出鹤骨鸡肤似的手臂,抱住了树身,号啕大哭起来”。老槐伐掉的第三天,福大爷也去世了。十多年一晃而过,胡同消失后新建的小区取名为“槐花苑”,却已无人提起当年胡同里那棵老槐。

     

        以《老槐》为牵引,《人五人六》将老北京胡同里市井细民的陈年往事和掌故一一铺陈开来,浓郁的京腔京韵在行文中淋漓展现。在刘一达看来,北京土话的魅力体现在细微之处:“单是一个‘死’字,北京话就有去了、走了、挂了、没了、过去了、升天了、咽了气了、无常了、报销了、吃黑枣了、上墙了、撂挑子了、去了八宝山了、去大烟囱胡同了、听蛐蛐叫去了、谢幕了等40多种方式来表达。”

     

        实际上,“人五人六”这个书名,便是一句北京土语,刘一达给出的解释是:“这本是个贬义词,指一个不怎么样、但非要装出怎么样的人,也就是北京话里所谓‘装大个的’,而这个词用在书中,既写出了人物表面的‘装’,也揭开了伪装背后的人生百态。”

     

        老北京与新北京

     

        2017年6月,刘一达成为了北京市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味儿小说语言”的传承人,这也让刘一达切实体会到了北京话正在经历的冲击和变革。在刘一达看来,北京虽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800多年的建都史,自古便是一座容纳了天南海北方言的碰撞融合的移民城市,但空前的发展速度、不断变化的语言环境,也让北京话在一定程度上遭遇了“危机”。

     

        同年,刘一达以随笔的形式梳理了自己四十余年搜集的北京话素材,将之结集为《北京话》一书。在《北京话》的《自序》中,刘一达写道:“我本想再沉几年写此书的,无奈北京城的变化忒快,说北京话的人越来越少,更没想到北京话已经成了需要抢救和保护的对象。”

     

        (《瞭望东方周刊》2019年第17期 李璇)

     

        (本版图片均为郭红松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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