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25年后,刘声还是个“不出名”的画家。他的工作室从广州市大沙村搬到金沙湾,再从金沙湾搬到西三村,始终处于城市的边缘。他的画笔也都在边缘打转,画中的人有理平头斜眼打电话,从脸到腰黑得像炭的包工头;有穿着雨靴赤膊上阵肌肉紧绷的农民工;也有一群围观拆迁面色沉重的村民。
因为想要弄懂“人在遭遇环境改变时是如何找到自己的生存逻辑”,刘声拿着相机走在一个个城中村,那些影像最终被他的画笔定格成一幅幅水彩画。
他的画里出现过一个面部黝黑的男人,挺着肚腩,兀自站在横七竖八的水泥石块上望着远方,脸上挂着的一抹红说不清是突起的筋结还是挣扎后的血迹,下半身被残破的水泥柱子替代。那是他从村民口中听说的钉子户,因为“硬扛”,那栋楼头顶着高速公路大桥耸立了10年。
比他小几岁的房东也被塞进了画里。大水漫过膝盖,他就那么伫立着,脸上没有表情,背上是一整棵被水冲烂了的芭蕉。
房东从小跟着父亲种芭蕉。赶上房地产崛起,高楼大厦入侵,珠三角的地价陡涨,他租不起本地农田,干脆找上几个哥们儿,跑去粤西包下了100亩耕地。这片芭蕉地遭遇过台风“山竹”的侵袭,损失惨重;还有一次被水淹,他趴在泡沫板上拼尽全力才游出来。
“人生活在一层层的网中,因此很多人不愿表达,他们真正的生活没被看见。”刘声认为,这些小人物才是中国的大部分,他们背后的问题复杂又普遍,“有时代共性,有大把机会,也有对改变命运的期待。”
刘声拿着手机,每天在村里绕上几个来回,拍下十几张触动他的片段。这些素材被他挨个儿塞进了硬盘,近百个文件夹几乎囊括了西三村所有的琐碎。不少历史照片是从村民手里找来的,画里的一些故事也是从走访中听来的。新中国成立前,土匪常来打劫,村民们合伙向南浦乡公所交粮求庇护,才有了西三村。这里没祠堂,村民就把自己形容为“水流柴”,意思是漂流在水上的烂柴,漂到哪儿算哪儿。
其实,刘声也是“水流柴”中的一个“捞佬”(广东人称外省人叫“捞佬”)。他出生在广东农村,在村里读了3年小学后,跟着父母进城。之所以紧盯着小人物,是因为刘声觉得自己和画笔下的人“其实都一样”:不是精英分子,没有坚实的保障,背井离乡,在新的城市没着落、没关系,就靠着自己一步步往上爬。
(《中国青年报》8.14 王景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