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忆母亲

    这篇追忆母亲的文章，竟然写了十几年才完稿。缘因不知怎样才能真实记述清楚我母亲的一生。

    遇事想得开

    自幼记得，我母亲酷爱读书。她时常说，最大享受就是躺着看一天书。她的习惯熏染着我终生喜爱阅读。

    外人不知，我父亲尚能画几笔，尤其画葫芦最妙，再就是寥寥几笔写意“山水”。尔后才知，父亲的书法习摹乾隆体。可母亲最不愿提及此事，说这叫“百无一用”。直到我长大成人，才知她有意漏掉了后面的“是书生”。

    如今想来，也许其中隐含母亲对父亲一生学非所用的抱憾。饱读私塾的父亲，自诩一生不得志，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才勉强任过几天夜校教员。父亲一向恃才傲物，从不备课。大多嘱我为他拟稿充数。父亲直到血压急剧升高才忌酒，任谁劝都不再狂饮。母亲叹了一口气：他如早就忌酒，没准儿还能多活几年。

    可母亲心量宽，遇事想得开。她说这是自己一生最大长处。

    待人行事富人情味

    善良，正直。这是母亲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当老街坊——溥仪帝师之子朱毓鋆被遣返回京，急欲出手几幅旧字画缓解窘境时，我母亲立刻启用互济的钱，接济朱老一家人。大凡街坊有了难处，她无不伸手相助。她的口头禅是：宁说千句有，不说一声无。这使得她在四邻八舍有了众口一词的好人缘儿。

    我内心多少有点儿惧怕母亲。“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有一次我去买茶籽油，途中不慎丢了油票，谁料归来后母亲没责备我一句，反而轻松地为我解脱：“丢了东西，又不是偷了东西。”由此，我懂得了宽容和理解。

    笔墨官司有什么了不起

    自打溥仪遗孀李淑贤搬到八条胡同，遂成了母亲好友，时常来我家串门。我和李淑贤最初合作撰写“溥仪后半生”一书，是李淑贤当面和我母亲商定的。尔后一个前来“约稿”之人，“取走”我全部手稿和我整理的《溥仪日记》等资料，以自己名义发表。李淑贤最初和我一起向有关方面反映真实细情，而“情况汇编”披露真相后，李淑贤出于某种原因变卦，试图否认此前的合作。母亲气愤地找到李淑贤，当面责问：“你为什么坑英华？当初，你怎么求我让英华跟你一起写书，为什么现在不认账了……”

    当我手中寸纸皆无之际，母亲并不赞成我重写这部书，劝我不要“置气”。但我还是开始了人生第一次拼搏——即十年业余艰苦采访和创作。母亲随即转变态度，舍弃一切工作和薪水，到我家专门照料我，鼎力襄助我写成“后半生”。

    开朗，达观，是母亲留给子女的无形遗产。《末代皇帝的后半生》官司轰动海内外，我压力极大，睡不好，吃不香。母亲见此，拽我坐下，劝我几句宽心话：“你记住，这不过就是一个笔墨官司，有什么了不起？自古以来，笔墨官司多了去了，打这样的官司不算寒碜。你是我儿子，书是你写的，理在你这边，怕什么？”

    平安就是福

    母亲有一颗平常心，却不乏智慧和幽默。一次母亲在来我家的路上忽然晕倒在13路公共汽车上，被送到医院确诊为脑梗塞。我守候在母亲病床前，多日昏睡的母亲清醒之后自言自语地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在唱《淮河营》哪。”我一时没听明白，“您说什么？”

    “我们这一屋的病人，不都是往鬼门关上爬吗？”母亲特有的幽默语言却使我感到心酸。原来，母亲微笑着说出的是京剧《淮河营》的一句唱词。

    一生奔波而劳累的母亲，在北京宽街中医医院溘然长逝——那是2007年10月22日晚8时。回想起母亲最后一次住院前，傍晚我推着病重的母亲到街口散步，母亲已变得忽而明白忽而糊涂，她不错眼珠地望着车水马龙的人流突然问我：“你说，这些人都干吗去呀？”

    “一人一个目的，这哪儿说得清呵？”我以为母亲又变得糊涂了。

    “这怎么说不清呢？乾隆考过刘罗锅，问进城门的有多少人，都干吗来啦？你知道吗？”

    “这还不简单，”我笑了，想试试母亲果真糊涂没有，“进城门的就俩人——一男一女。”

    “不对，”母亲反驳我，“是两人不错，可不是一男一女，而是一个为名、一个为利，对不对？”

    我恍然大悟，母亲内心根本没糊涂。归途，我推着轮椅上的母亲，缓缓走在平安大道上。街灯照耀下，母亲又叨唠起两句话，我将此视作母亲留下的遗言：“你到我这岁数就明白了，人活一辈子不容易，平安就是福啊……”

    （《北京青年报》6.5 贾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