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在于“造成完全人格”

    南开大学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首任校长张伯苓解释说：“‘公’的意思，就是为公众，摒除自私自利。‘能’的意思，就是对于身体的锻炼与知识的培植。”该校训大致涵盖了张伯苓所倡导的“三育”（德育、智育、体育）的内容，如用他的另一句话加以概括，即教育在于“造成完全人格”。

    由于丧权辱国的现实，晚清一代的教育家，个个怀抱教育救国的理想。

    张伯苓曾经认为，中国的积弱积贫，根源在于“个人没有能力，所以一切不能与外人并驾齐驱”（《今后南开的使命》），后来他发现，“中国至深之病”，不是个人能力不足，而在中国人的自私心太重，“向公家添煤添油的人太少，揩油的人太多”，人各为己，缺乏合作精神，所以“人民虽众，只是一盘散沙”，毫无力量。因此，张伯苓在1918年提出，必须及早对少年的“团结力”给予切实的训练和培育。他对南开大学学生的家长们说：孩子到学校不仅为了念书，而是“当学生活之方，当学共同生活”。

    诚然，只有“公”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它充其量停留在口头上，无法付诸实践，因此还需要具备各种实际的“能”力。“公”是德性方面的修养，“能”是知性方面的修养，两者相兼相济，缺一不可。 

    为达成“公能”的教育，张伯苓对学生采取五项训练方针：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队组织（包括组织学术研究、讲演、出版、新剧、音乐研究会、体育竞赛、学生社团等），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 

    此外，在对学生实施道德教育的方法上，张伯苓强调教师的人格感化作用。他在一次教师会餐讲话时说：“任教者当注重人格感化。人格感化之功效，较课堂讲授之力，相去不可以道里计。”话虽简短，却说出了教育的真谛。

    张伯苓很早就注意培养学生的“自动”意识和能力。在一次跟外校参观人员交流时，他打比方说，幼儿园的小朋友唱歌时往往要配合手足动作，而老师不过略一指点而已，聪明的小朋友立能领悟，懂得模仿。因此，学校的教学与管理，“惟在引导学生之自动力而已”——老师倡导，高年级学生做榜样，新学生仿效，并不需要老师对学生一个个耳提面命。

    今天的学校和家庭教育依然是保姆型的，除了过度的爱护，便是过严的控制。如此教育，离张伯苓提倡的“自动力”，不能不说有些远了。

    （《中国教育报》2016.10.31 王木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