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对《史通》别出新解有深意
刘海波在2019年第1期《史学理论研究》上说,钱大昕曾对刘知几《史通》中“疑古惑经”思想加以推测,将其解读为避祸保身。这一推测其实是针对四库馆臣而发,虽然新颖,但不符合刘知几本意,而是在清廷文网严峻背景下自身心境的委婉表述,同时寄托了钱大昕试图扭转当时学界“重经轻史”不良倾向的学术诉求。乾嘉时期,以钱大昕为中心,以苏州紫阳书院为纽带,形成了一个“《史通》研究学圈”,钱大昕之所以别出新解,发出与官方不同的声音,是为了为私家史学代言、暗中与官方史学展开竞争的表现。
中共在国民参政会上的话语政治研究
李向洋、王建华在2019年第1期《人文杂志》上说,1938年国民参政会的成立,给游离在国家权力场域边缘的在野党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参政论政平台,亦成为战时最具民意代表力的政治机关。借助国民参政会,中共以“民主”“抗战”的话语表达,向中间党派和国统区民众传达了“统一战线”的理念和声音,塑造着超越阶级利益的政党形象。面对国民党主导下的威权压迫,从阶级话语到民族话语,从民主抗日宣言到联合政府主张,在对革命理论的不断修正和调适中,中共展示了自我革命的政党品质,赢得了中间势力的政治认同,争得了革命的合法性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