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城乡中国”取代“城市化”

    城市化是对城乡转型的误读。把城市化理解成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城市化的结果是城市不断地扩大，乡村最后消亡，所有的要素向城市积聚，这种对城市化的理解跟城乡转型真实世界是不一致的。城乡转型应该一是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要素的平等配置；二是城市跟乡村共生共荣。尽管乡村GDP份额很低，但是乡村功能是城市不能替代的；三是城市跟乡村之间的分工专业化和互补。这样去理解城乡转型，就不是一个通常理解的城市化。另外，城市化是一个要素单向流失的过程，简单用城市化来看城市与乡村的这场变迁是不够的。

    当前公共政策有所偏差。当前金融、生产要素配置、财政都向城市配置，公共政策的结果是典型的城市偏向，最后导致城乡之间差距更大。公共政策服务失误恰恰是对城市化和乡村失误理解的结果，现在城市和农村形成对立两极：一是公共政策还固守着一个没有结构革命的非小农意义的改革，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是切不断的；二是农民就是搞农业的，农民就要搞粮食农业。这两极之间的公共政策失误恰是造成目前城乡问题的根源，最后导致乡村和城市之间发展的不平等。在以乡土中国的概念形成的公共政策又导致中国结构转型要素配置的失误，公共政策必须要在一个新的框架下提出。

    城乡中国不同于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城乡分割。城乡中国和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城乡风格是不同的，城乡二元体制形成的结果是由于制度性障碍，使城市高度繁荣，使乡村越来越衰败，这个背后是体制性的障碍。而城乡中国指的是要消除目前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障碍，真正打通城和乡，形成城和乡之间的平等发展的发展阶段。

    提出“城乡中国”概念的目的是要制定基于城乡中国的发展战略。使整个中国下一轮发展既不仅仅是为城市，也不仅仅是为农村，应该是这两个空间平等发展，两种制度不断地融合，形成城乡融合、城乡平等发展。

    （《社会科学报》2018.12.20 刘守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