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美国、德国等大国在历史上的崛起,均呈现出一种规律性:通过保护主义与当时的发达国家处于半隔绝、半脱钩状态(浅度全球化),同时又与同等发展程度国家或比自己落后国家建立高度密切的经贸关系(深度全球化,但很多时候并非自由贸易),由此而实现经济崛起。
这种历史规律性揭示出,落后大国不可能在与发达国家的深度全球化中实现经济赶超,反而会造成对其深度依附;相反,如果通过适当地保护国内市场,与发达国家之间处于浅度全球化的状态,落后大国就可以创造一种对国家崛起至关重要的战略性市场空间,以确保在国内市场上创造战略性新兴工业的高端价值链及其自主核心技术,并借道于同等发展程度或比自己落后国家的价值链中低端市场,从而在国际上建立起针对原有发达国家的技术经济领先优势。
中国可以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规模,建立全球价值链高端,并把经济全球化的重心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外围包围中心”的经济崛起新道路。在不放弃并强化中国在制造业价值链中低端竞争优势的条件下,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构建起由中国企业主导并占据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全球价值链;并在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或“中国制造发展愿景”的核心技术上,对内实施“创造国内领先市场战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施“领先供货商战略”。
(《南国学术》2018年第4期 贾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