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联单”到退休证

    翻开退休证，这个小本本浓缩了鲁文华的人生故事。

    绿色退休证与“三联单”

    1978年11月25日，父亲领回一张绿色的职工退休证。同一天，鲁文华进入父亲工作了一辈子的北京电子管厂，成为灯丝焊接工。

    鲁文华至今骄傲：“我们中学毕业就努力工作建设国家，进了工厂，什么都不用操心，吃穿用度生老病死，一切厂里都管。”“在电子管厂当工人”是当时北京令人艳羡的工作，父女两代人生活无忧。

    月工资50多元，但鲁文华没太多花钱的地方——“厂里的福利特别好，逢年过节发东西，柴米油盐啥都发，连女职工的卫生用品都发。”

    在当时的北京，就医挂号也要户口本，电子管厂的职工则不用这么“麻烦”。1959年2月，应电子管厂为生产保驾护航所请，北京市卫生局组建了酒仙桥职工医院。“我们拿着‘三联单’，上面写着哪个厂哪个车间班组，直接去就能看病，不用挂号费，不用垫付，医生一看是本单位的，都给用最好的药。”

    安稳与幸福好像从她端上“铁饭碗”的那一刻就水到渠成了，而且会像父亲一样，一直保障到老。父亲依然生活在家属区，依然每个月去领工资，他的退休工资每月80多元，两个月的退休金可以买到当时的大件儿——一辆永久牌自行车。

    到社会上去退休

    1986年，鲁文华为了照顾两岁的女儿，调到北京市百花蜂蜜厂工作。她并不知道，日后，这一年被称为“社保改革元年”。

    1986年4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的概念。3个月后,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试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国营企业将以劳动合同制取代计划经济时代的“铁饭碗”,同时规定合同制工人的退休养老实行社会统筹,并由企业和个人分担缴纳保险费。

    1987年，年刚过完，厂子里开始通知鲁文华签订劳动合同,“那会儿倒是没引起什么波动，大家都没当回事儿，签了合同以后,干的还是原来的活儿,领的还是原来的工资,劳保也跟以前一样”。

    对她来说，真正的变化要从1991年开始。这一年，明确基本养老保险费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在北京，企业开始陆续为职工办理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手续。

    鲁文华和兄弟姐妹都要“到社会上去退休了”。他们聚在一起，“情感上一时没法儿接受”。

    “社保就是我们自己也要交一部分钱”，她清楚地记得，当时一些职工不理解,认为自己为企业工作了一辈子,结果退休后跟单位没关系了,就到上级单位信访。“那时候，单位净开会宣讲社会保险政策，最后强调保障大家的待遇不降低，才打消了大家的忧虑。”

    变化总是一波接着一波。

    准备在企业工作到最后一天的鲁文华还没领到退休证，却先领到了“下岗证”。而她的丈夫也在一年前从燕山石化回家了。

    鲁文华去了一家保险公司做保洁员，丈夫则去一家民营企业当司机。“还好是我的社保处理得好，没给我添负担。”按照国家社保政策，她在与企业签合同之前的工龄，全部视同缴费年限。之后的合同年限内，企业和鲁文华共同缴纳社会保险费。而她与企业协议解除劳动合同后，每年3000多元的社保费则由失业保险和下岗补助补齐了，“失业保险和下岗补助一共给了1万多元，缴完社保费还剩一点钱。”

    有了社保的他们，看病后还是会回单位。医保门诊的起付线是1800元，他们每个季度会去单位，粘好单据，等待企业提交到社保部门去报销医药费。

    红色退休证与广场舞

    2004年4月，45岁的鲁文华拿到了一本红色的企业职工退休证。

    每年3月，她都看两会新闻，从2005年开始，她每年都能看到养老金上涨的好消息，当年10月，她都能如期拿到养老金的上涨部分。从2004年的每月1100多元，经过14连涨，退休工人鲁文华现在每月养老金有4000多元。

    “国家承认我们这一代人对社会的贡献。”鲁文华说。

    2017年11月，鲁文华的丈夫患上肝癌三期。一家人商量只能卖房子治病。鲁文华的女儿王芳先去北京同仁医院办手续，医院通知她，在社保卡之外，还要单独办理一个“特病”的卡。第一期化疗结束后，王芳把挂在中介的房子给撤了下来。“不用卖房了，社保和特病结算完之后，自己交了2000多元钱医药费。”

    鲁文华粗略算了一笔账，这一年，陆续花了20多万元的医药费，自己只花了约10%，九成费用都从社保卡里实时结算直接报销了。

    如今，鲁文华的老伴儿又胖了，医生也说，老人身体不错。鲁文华悬着的心又放了下来。

    每天早上7点半，鲁文华都会去天坛公园附近跳广场舞，到9点钟左右，回家帮女儿带孩子。她还和当年酒仙桥中学的同学们约着一起去了好几次KTV唱歌。

    广场舞、买理财、带孙子……这些构成了鲁文华这样的中国大妈的退休生活图景。

    （《工人日报》12.6 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