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退休证,这个小本本浓缩了鲁文华的人生故事。
绿色退休证与“三联单”
1978年11月25日,父亲领回一张绿色的职工退休证。同一天,鲁文华进入父亲工作了一辈子的北京电子管厂,成为灯丝焊接工。
鲁文华至今骄傲:“我们中学毕业就努力工作建设国家,进了工厂,什么都不用操心,吃穿用度生老病死,一切厂里都管。”“在电子管厂当工人”是当时北京令人艳羡的工作,父女两代人生活无忧。
月工资50多元,但鲁文华没太多花钱的地方——“厂里的福利特别好,逢年过节发东西,柴米油盐啥都发,连女职工的卫生用品都发。”
在当时的北京,就医挂号也要户口本,电子管厂的职工则不用这么“麻烦”。1959年2月,应电子管厂为生产保驾护航所请,北京市卫生局组建了酒仙桥职工医院。“我们拿着‘三联单’,上面写着哪个厂哪个车间班组,直接去就能看病,不用挂号费,不用垫付,医生一看是本单位的,都给用最好的药。”
安稳与幸福好像从她端上“铁饭碗”的那一刻就水到渠成了,而且会像父亲一样,一直保障到老。父亲依然生活在家属区,依然每个月去领工资,他的退休工资每月80多元,两个月的退休金可以买到当时的大件儿——一辆永久牌自行车。
到社会上去退休
1986年,鲁文华为了照顾两岁的女儿,调到北京市百花蜂蜜厂工作。她并不知道,日后,这一年被称为“社保改革元年”。
1986年4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的概念。3个月后,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试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国营企业将以劳动合同制取代计划经济时代的“铁饭碗”,同时规定合同制工人的退休养老实行社会统筹,并由企业和个人分担缴纳保险费。
1987年,年刚过完,厂子里开始通知鲁文华签订劳动合同,“那会儿倒是没引起什么波动,大家都没当回事儿,签了合同以后,干的还是原来的活儿,领的还是原来的工资,劳保也跟以前一样”。
对她来说,真正的变化要从1991年开始。这一年,明确基本养老保险费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在北京,企业开始陆续为职工办理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手续。
鲁文华和兄弟姐妹都要“到社会上去退休了”。他们聚在一起,“情感上一时没法儿接受”。
“社保就是我们自己也要交一部分钱”,她清楚地记得,当时一些职工不理解,认为自己为企业工作了一辈子,结果退休后跟单位没关系了,就到上级单位信访。“那时候,单位净开会宣讲社会保险政策,最后强调保障大家的待遇不降低,才打消了大家的忧虑。”
变化总是一波接着一波。
准备在企业工作到最后一天的鲁文华还没领到退休证,却先领到了“下岗证”。而她的丈夫也在一年前从燕山石化回家了。
鲁文华去了一家保险公司做保洁员,丈夫则去一家民营企业当司机。“还好是我的社保处理得好,没给我添负担。”按照国家社保政策,她在与企业签合同之前的工龄,全部视同缴费年限。之后的合同年限内,企业和鲁文华共同缴纳社会保险费。而她与企业协议解除劳动合同后,每年3000多元的社保费则由失业保险和下岗补助补齐了,“失业保险和下岗补助一共给了1万多元,缴完社保费还剩一点钱。”
有了社保的他们,看病后还是会回单位。医保门诊的起付线是1800元,他们每个季度会去单位,粘好单据,等待企业提交到社保部门去报销医药费。
红色退休证与广场舞
2004年4月,45岁的鲁文华拿到了一本红色的企业职工退休证。
每年3月,她都看两会新闻,从2005年开始,她每年都能看到养老金上涨的好消息,当年10月,她都能如期拿到养老金的上涨部分。从2004年的每月1100多元,经过14连涨,退休工人鲁文华现在每月养老金有4000多元。
“国家承认我们这一代人对社会的贡献。”鲁文华说。
2017年11月,鲁文华的丈夫患上肝癌三期。一家人商量只能卖房子治病。鲁文华的女儿王芳先去北京同仁医院办手续,医院通知她,在社保卡之外,还要单独办理一个“特病”的卡。第一期化疗结束后,王芳把挂在中介的房子给撤了下来。“不用卖房了,社保和特病结算完之后,自己交了2000多元钱医药费。”
鲁文华粗略算了一笔账,这一年,陆续花了20多万元的医药费,自己只花了约10%,九成费用都从社保卡里实时结算直接报销了。
如今,鲁文华的老伴儿又胖了,医生也说,老人身体不错。鲁文华悬着的心又放了下来。
每天早上7点半,鲁文华都会去天坛公园附近跳广场舞,到9点钟左右,回家帮女儿带孩子。她还和当年酒仙桥中学的同学们约着一起去了好几次KTV唱歌。
广场舞、买理财、带孙子……这些构成了鲁文华这样的中国大妈的退休生活图景。
(《工人日报》12.6 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