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日据时期台湾青年的归国路

    1943年，随着战况恶化，日本仅靠着在台湾征召志愿兵远远追不上它在战场上所消耗的兵员。因此，殖民地台湾和朝鲜的学生也择时实施兵役。本书所介绍的，就是一位当时在日读书的台湾青年吴思汉跨越三千里寻找祖国的身份认同之旅的故事。

    我虽然暂时还没接到征兵令，可也担心自己在大学毕业前就会以充当“日本军医”的名义被强征到前线，在前线与祖国军士枪口相向，而这种情形是汉族血统的我绝对无法允许的。于是我与高校时的老友陈、台南二中校友蔡水源和李瑞东三君在公寓内聚会，促膝长谈，商讨因应对策。有人说如果我们被派到前线，就在日军里头做内应。有人说我们应该立刻返回台湾，在岛内策动反日行动。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最好的出路就是前去大陆，参加祖国的抗战组织。

    我随时寻找机会，接近国内留学生，后来在学校马术部结识了一个就读工学部土木系的国内留学生戴振本，他了解我们这些台湾青年的处境与心情，也知道我们归返祖国、参加抗战的决心。他不但对我们深切同情，而且立即表示愿意协助我们潜返祖国。既然如此，戴振本建议说，他先教我们讲北京话。

    为了解决在下关与山海关所要面临的难关，我去警察局询问出国该办的手续。经过讨论之后，我们拟定了归国计划：我以转学北京大学的名义正式办理出国手续。我随即写信回台湾故乡，向父亲禀明转学北大的事。半个月后，我收到回信。父亲对我的转学计划极为愤怒。当时，父亲的生意做得很大，改了姓名的他以“日本人”的身份在天津、大连等地都设有分店，大部分时间在大陆。他在信上说，去年刚刚从大陆回到台湾，所以熟悉当地的情况；他指出，北京物价昂贵、学校设备不完善及语言不通等几点理由，坚决反对我放弃京都帝大医学部，转学北大。稍后，我又再写了一封信，拜托父亲无论如何都要帮我签署转学同意书。可这次却如同石沉大海。

    一直到2月底，都没有得到父亲的回音。我以转学名义归国的计划无法落实了。后来，经戴振本认识了一个原籍奉天（沈阳）新民县的留学生吴继中。吴继中听我说我父亲去年刚在大连设立一家分店，于是建议说他到了大连以后，立刻以家属名义给我发一份“父亲病危”的电报，然后我便以探望父亲的名义，过下关，先到新民县他家，等戴振本春假归来后，我们三人再一起共闯山海关。

    不久以后，吴继中从大连发来了“父病危速回”的电报。我立即前往京都帝大办公室，报告家里的情况，并取得返乡探亲证明书。然后我又马不停蹄地前往警察局申请归国证。出乎意料的是，承办的警察竟然告诉我说：“日籍民众前往满洲并不需要归国证啊！”

    我随即前往京都火车站，购买前往下关的火车票。到了车站，我看到售票窗口已经挂上停止售票的告示了，可还是有许多人在排队等待。

    “请问你们排了多久？”“四五天前。”我觉得情况不是很乐观。到了第二天中午，正当要开始卖票的时候，车站方面的人又宣布说要让具有军人或公务员身份的人优先购票，结果车票很快就卖光了。

    “按照这种情况看来，遵守规矩排队，是买不到票的。”戴振本了解情况后说。“看来，不透过关系是不行的。我以前住的吉田学寮的舍监太太，好像跟京都车站售票员的关系还不错。可以试着找她帮忙。”

    “要怎么试呢？”我问。

    “钓鱼必须有饵，”戴振本笑了笑，“因为生活艰苦，最好是能够送点吃的东西吧。”

    自从对美、英开战以后，日本的国内经济就更加战时体制化了。日本从1941年开始实施粮食配给制。可到后来，甚至连成年人一天二合三勺(320克）的配给量也难以维持了。

    我听说一位陈姓的台籍同窗刚刚收到台湾家里寄来的一盒糖果。我想，日本人喜欢吃甜食，那么把这盒糖果送给舍监太太，应该会取得她的欢心才对。第二天，戴振本给舍监太太送了礼。戴振本回来后笑着跟我说她答应帮忙了。

    然而，等了几天，舍监太太那边依然杳无音讯。我于是去找戴振本打听。

    “我听说通航下关、釜山之间的渡船最近接连被盟军潜水艇击沉，所以暂时停航了。又说即使再度航行，船票数量也会大减。”戴振本面露忧愁地说，“从4月1日起，一般民众的旅行自由将受到严格限制，凡是超过百里的旅行，都要有警察当局的证明。”

    我感到极为不安。我想，这样一来，我费尽苦心才弄到的学校证明与假电报，不就失去效用了吗？

    接着，我又前往车站，直接拜托一位已经认识了的售票员。

    4月4日，我突然接到售票员打来的电话。说已经帮我弄到一张前往大连的车票了，要我赶快过去拿。当天晚上，我写了一封家书，交给蔡水源，慎重地拜托他，等我安全过了山海关后再帮我把这封信寄回台湾。

    列车从京都出发后便以下关为目标，4月6日早晨，我顺利地改搭从下关开往釜山的渡船。走进船舱，看到所有的舱位都已经被军人占满了。傍晚时分，渡船平安驶抵釜山港。在这里，我要改搭火车继续北上。我于是利用等车的空当到街上溜达。街上冷清清的，到处是乞丐，一点也看不到生气蓬勃的街景。同样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我感伤地想着，朝鲜显然比台湾被压迫得更厉害，人民也就更不幸了。

    夜更深了。我走到釜山火车站，再次搭上从釜山北上的夜行火车。我看到，火车车厢内依然有许多日本军人。只是跟日本本土的军人相比，这些军人的体格比较强壮，穿着的服装也更为亮丽。也许是因为这样，他们在言谈举止间处处流露着傲慢的姿态。我一边远远地观察一边猜想：他们大概就是关东军吧。

    入夜以后，火车终于穿越鸭绿江上的铁桥，驶抵安东（丹东）。下了火车，没有遇到任何刁难就顺利通过海关的入境检查，走进车站候车室，等待开往沈阳的下班火车。坐在候车室的长条椅上，听着周遭旅客讲着从来没听过也不知所云的东北方言，我内心激动地告诉自己：“终于回到祖国了。”

    （《寻找祖国三千里》新星出版社2018年出版 蓝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