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中学六年的语文老师里,赵新仁老师是别样的一个。
他说话n、l不分,sh与f也不分。比如他会把“南瓜”说成“兰瓜”,把“喝水”说成“喝非”。更要命的是他说话口齿不清,一句话的结尾处总让人听起来含含糊糊底气不足。
那时住在学校里的老师都是见缝插针地安排住房,赵老师一间五平米不到的宿舍在学校广播室旁边,远离学生和其他教工宿舍,离教工食堂也最远。可能习惯了一个人吃饭的氛围,赵老师从不与其他教工一起用餐,他打好饭菜就从食堂出来,边走边吃,一般刚好到宿舍门前吃完,当然也有吃不完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从裤兜里晃晃啷啷掏出一大串钥匙,熟练地用嘴挑出一把,插进锁孔。春夏秋冬四季如此,刮风下雨飘雪皆如此。他吃饭很甜很香,早晚咸糊糊他边走边喝,午饭炒菜他边走边吃,无论早晚,总是右手拿筷子,左手既端碗又攥两个大馒头,走两步停一下,或喝汤或咬馒头或夹菜。遇下雨,他就在伞下吃,走两步停下,吃一口再走,不管地面有无积水,也不管自己裤管湿了半截。
我的另一个赵老师,教地理,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有一次在课堂上不知为什么突然扯起语文赵老师,说:“你们赵老师,他入戏。”
赵新仁老师入戏,我们知道。
他上《孔雀东南飞》,讲到焦仲卿刘兰芝二人分手时,读“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竟哽咽不能语,半天,眼含泪花,望着空荡荡的屋梁长叹一声,摆摆手让我们自己读书,一个人看着窗外的梧桐树发呆去了。课文总是要讲下去的,下一节课,说到刘兰芝“脱裙揽丝履,举身赴清池”时尚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但到焦仲卿“自挂东南枝”后就再也无法抑制,一屁股坐到讲台的水泥地上大放悲声,双手握住自己的双脚,哭得涕泪涟涟,无法自已,活脱脱一绝望女人。
1985年我们读高三,也就是赵老师教我们第二年的时候,一次无意间看到赵老师在读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很好奇,我们不知道王力是谁,更不懂一个中学语文老师教书之外为何还要读这种看起来枯燥无聊的书。赵新仁老师一脸的自豪与得意,乐呵呵地露着一嘴的大黄牙说在自考,自学考试。“老师也要进修学习。”其后我们慢慢知道,他已通过自学考试拿到大专文凭,正在自学攻读中文本科。于是就有些理解他为何每顿饭都要端回宿舍吃,为何总是把自己关在一间不足五平方的狭小房间里。枯灯独坐,清苦捧读,寂寞里有寄托,这对容易入戏的赵老师倒不失为一种安慰。
那时候,乡村中学男教师的家庭生活多半是“一头沉”,自己吃计划公家粮,妻子在田里种地干活忙,吃计划的城镇姑娘没人愿嫁乡村教师。赵老师自然不例外,每个周末,我们就会看到他鼓鼓囊囊弄了一包该洗的衣服回家。
后来我去南京读书,赵老师曾先后两次写信让我帮忙买自考资料,每一次都在信纸上重要的地方划上红色的波浪线,像当初批改我们的作文。划了波浪线还不放心,再在下面划上三角符号,信的末尾还反复说着感谢的话,啰嗦得就像他上课。每次,赵老师都会在信封里附上回寄的邮资和买资料的费用,非常认真地迂腐。
在信里,赵老师向我坦承过参加自学考试的现实考虑,寄希望有一天政策松动,自己的本科文凭能让全家人的身份改变,妻子孩子可以吃上计划口粮。“农村太苦了。”赵老师在信里说。
赵老师没有等来政策上的松动,但自学考试取得的本科文凭倒确实改变了妻子儿女的身份。大约是1988年,西部有一个吸纳东部经济发达省份教师人才的计划,像赵老师这种“一头沉”的家庭,可保证家人有城镇户口,可以吃上计划口粮。于是赵老师举家西迁了。赵老师去的是新疆博湖县,我曾在1989年春天大学毕业前夕给他写过一封信,并在信里像他一样附了邮资,却没有收到他的回信。万里迢迢,或许他根本就没收到我的信,也可能他的回信在归途中遗失,自此,再无赵老师的消息。
(《文汇报》11.16 张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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