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替

    四十年前，“顶替”曾是上海居民中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所谓“顶替”，就是指父母退休、退职后，由其子女顶替岗位、进入父母原工作单位就业上班。这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一项劳动就业制度，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真正大规模实施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当时“文革”已结束，各个领域都在进行拨乱反正，下乡知青期盼着回城工作，应届中学毕业生和历届待业青年都等着分配工作，就业形势非常严峻。1978年6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规定干部、工人退休、退职后，“家庭生活确实困难的，或多子女上山下乡、子女就业少的，原则上可以招收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两个《办法》一传达，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顿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因为这个时候，很多家庭都有子女因为“上山下乡”在农村务农，但返城途径还比较狭窄，虽然也有“上调”（推荐选拔调入工矿企业）、上学（推荐选送工农兵上大学和后来的高考上大学）、参军等机会，但毕竟受惠者有限。一些享受病退、困退政策的回沪知青也在等待安排工作，家里有“社会青年”、待业青年的，也都为孩子没有工作而苦恼。有了“顶替”政策，等于开辟了一条进入工作岗位的捷径。

    “顶替”工作具体实施后，上海的企事业单位就“闹猛”了，符合条件的老职工纷纷提交退休申请报告，有子女在外地农村的需求则更为迫切。有条件“顶替”的知青欢欣鼓舞，抓紧办理有关手续，高高兴兴回沪工作。

    我的堂姐是六九届初中毕业生，分配时正逢上山下乡“一片红”，到江西农村插队落户也有好些年了。“顶替”政策一出台，在《解放日报》工作的伯父本来就年龄过线，立即办了退休手续，让堂姐顺利地进入了报社工作。

    妹妹当时在市郊星火农场务农，“顶替”政策出台时，父母尚未到退休年龄。一年多以后，母亲可以办理退休手续时，妹妹却不想“顶替”，因为母亲的单位是“生产组”性质，福利待遇较差，便就此放弃了一个“顶替”名额。这以后，为了让妹妹早点回上海，父亲办了提前退休手续，最终让妹妹“顶替”进了“大全民”的纺织厂工作。

    朋友阿凯搭上了上山下乡末班车，去了上海市郊的五四农场。在那里干了一年，因表现好已经离开大田班，当上了电工和拖拉机手。“顶替”政策出台后，家人要他“顶替”母亲的工作岗位回上海，他却嫌母亲是集体所有制单位，不太愿意。那天，在上海一家企业当经理的父亲突然来到农场连队找到他，说已为他办好“顶替”手续，让他赶快回寝室整理行装，卡车在连部等着。就这样硬是把他“押”回了上海。

    也有些“曲线”顶替的故事，过程复杂。

    邻居阿强，读书时学习成绩就好，初中毕业去了黑龙江农村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考进当地一所师范学院，跳出了“农门”。“顶替”政策一出台，家人立即写信要他退学回沪接手父亲的工作。阿强虽然很想继续读书，但思念亲人想回上海的愿望更强烈。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办了退学手续，回到生产队恢复知青身份后，再申请办理“顶替”手续，把户口迁回了离别十年的上海——根据当时规定，只有还在农村的知青才能享受顶替政策，已经离开农村上大学、或者已经上调到当地工矿企业的知青是不能享受这一待遇的。为此，不少已经上学、上调的知青，又想办法退学辞职返回农村，再办手续“曲线”顶替回城。

    同事阿旺在农村插队几年后，与土生土长的当地姑娘结婚并有了孩子。“顶替”政策出台后，他与妻子协商办理了“假离婚”，对外恢复单身身份后“顶替”回沪工作不久，再回去办复婚手续。当时规定，与当地青年成婚的知青不能享受“顶替”待遇。为此，当时已婚知青无奈办假离婚手续的不少，不过，后来弄假成真，留下“孽债”的故事也常有所闻。

    1979年4月，闸北区劳动局给区委的一份报告中写到：遵照国务院104号文件精神和两个《办法》的具体规定，从去年12月起至今年3月底，区属单位职工退休、退职及招收子女顶替工作已基本结束。全区区属单位共有职工93593人，其中符合退休退职条件的14581人，有子女顶替的9889人。

    父母退休，子女“顶替”，从根本上说是有违社会公平和择优录用原则的。1986年7月12日，国务院发布规定，决定从1986年10月1日起，国营企业招用工人，必须“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并全部实行劳动合同制，废止了父母退休子女“顶替”的制度。从此，子女“顶替”父母工作的社会现象逐渐消失。“顶替”这个当年社会的热门话题，也渐渐淡出了社会语境。

    （上观新闻 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