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宗师”的一声道歉

    “著作等身探究大地震成就一代宗师，青山踏破寻迹活断层撑开一片天地。”11月6日，地震地质学家、中科院院士邓起东因病逝世，享年80岁。

    笑团团的一张脸，慈眉善目，扁圆的鼻子上架着一副方框眼镜，左手有些不方便，常常微微弯曲着，一口湘味普通话，夏天一件浅色衬衣、冬天一件黑色外套，再加一顶棕色的小礼帽——这是很多人记忆中对邓起东的印象。这位院士身上有着温和、质朴的学者气质，常侧着身子笑眯眯地向人挥手打招呼，说声“你好”。

    在地质界人士看来，邓起东是“中国当代地震地质和活动构造学研究的主要带头人之一”，我国现在地震地质和活动构造研究水平能和外国人站在同一条线上，就跟邓起东的导向作用有关。

    “我小时候啊，基本没怎么见过我爸。”女儿邓海鸿说。上世纪70年代，一家五口——夫妻俩和两个孩子、一位老人挤在一间17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屋里除了床和书本之外，就只有一张兼作读书和吃饭两用的小桌。半夜时分，女儿常常迷迷糊糊醒来，总能看到桌前烟雾缭绕，一个伏案工作的背影一动不动——父亲总是工作到深夜，是女儿的童年记忆。

    这个背影，当时正在忙着编制一张重要的地图——全国地震烈度区划图。如果没有这张图，每一个大中型工程，都要去当地一一考察，费用高昂。1970年国家地震局成立后，决定编制一张全国地震烈度区划图。当时，邓起东被任命为组长主持工作。

    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全国各地的地震资料零散，野外调查还常常遇到各派别的阻挠。在这样的条件下，邓起东硬是带领同事们确定了适合中国的一套地震区划方法。1977年，他们成功了。国家正式批准把这张图作为全国抗震工程和经济建设应用的必备图，并在一年后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作为地震地质研究者，大地震的发生总会挑起他们最敏感的神经——海城、唐山、汶川，这三个地方，邓起东都在第一时间踏足。

    1975年2月4日0点30分，辽宁省地震办公室做出了地震预测，并向全省发布预报。寒冬腊月，民兵们逐家上门把不愿出门的老人背了出来。果然，当晚7时36分，海城、营口县一带发生了7.3级强震，由于提前准备，无较大人员伤亡。

    这次预测让邓起东和同事们都感到十分欣喜，看来地震是可以被准确预报的。然而，第二年唐山大地震突然袭来，毫无预兆，让他们从大喜坠至大悲；32年后，这种锥心之痛再次降临。汶川大地震来了，没有遵循学界认可的规律，也没有出现学界认可的前兆。

    随邓起东赶往震区的学生安艳芬回忆，当时北川已经封锁，现场惨状“冲击巨大”。废墟中安静异常，偶尔从瓦砾中跳出来幸存的几只家猫家狗。

    在震区路边，邓起东遇到一位老人，得知他们是从北京来的地震专家，老人遗憾地说：“你们要是早来一天提醒我们，我们的伤亡也不会这么大。”

    听闻此言，邓起东眼睛一酸，几近落泪：“老人家，我们也确实不知道会有这么大的地震，实在是我们无能，对不起。”安艳芬说：“他的遗憾和普通人的遗憾不一样。”

    面对强震的束手无策，如同一场煎熬。常年野外奔波、加班加点，邓起东的身体极度透支。47岁时，得了脑血栓；56岁，又患上心脏病；1997年1月，左肾被切除；今年6月，又诊断出尿路上皮癌。

    11月的一天，邓起东在病床上写下了“遗嘱”两个字，第一句话是“希望地质所越来越兴旺”。写到“兴旺”两字时，老人已不记得字该怎么写。“那哪是遗嘱啊，他就是太爱他的工作了，甚至超过生命。”女儿声音哽咽，头摇着说不下去。

    （《新京报》11.12 刘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