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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8年11月20日 星期二

    改革开放中的“王旋风”

    《 文摘报 》( 2018年11月20日   05 版)
    王光英 (郭红松 绘)

        10月29日,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王光英同志因病逝世,享年100岁。

     

        在新华社发布的这则悼词中,党外人士王光英被称为“同志”。万里的长子万伯翱认为,“同志”有两重含义:一是王光英是自己人,二是为他在“文革”中所受的苦难向他道歉。11月2日,王光英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万伯翱说,不到7天就火化,“光英大舅是彻底的无神论者,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标准”。

     

        王光英曾向刘少奇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如愿。30多年以后,王光英又一次向胡耀邦提出入党要求,胡耀邦的回答几乎与当年刘少奇的回答一样,希望他做一个爱国的资本家,起一个共产党员所不能起到的作用。王光英问:“那么,我能否要求死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呢?”“不能。”胡耀邦摇摇头。 

     

        “王旋风”

     

        1981年,全国工商联代表团应澳门华商总会之邀,赴澳参加该会周年庆典,顺道访问香港。时任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天津市副市长王光英是团员之一。回京后,他亲自起草书面报告《港澳见闻和八点建议》,建议利用世界经济回升的机会,到香港开办一家大型的、综合的、开放性、世界性、带有民间色彩的公司,专以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资金,或与西方公司合作、合资、合营,开发内地实业,建设大型工程,认为这对国家的现代化,一定能起很大作用。

     

        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市长胡启立请正在天津视察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转陈中央。中央接受了王光英的建议,并决定由他出面负责组建这样的公司。1983年4月,公司宣告成立,定名“光大”,“光大者,光明正大做生意也”,总部设在香港,王光英任集团首任董事长。

     

        不久,王光英在广州白云机场举行记者招待会。有位女记者问王光英:“你说你是民间资本家,请问董事长,你有多少资本?”王光英答道:“你是香港记者,一定知道西方人的习惯,向男士不问钱财,向女士不问岁数。不过你提了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光大的资本是民间的,但在国内有强大的后盾。”

     

        他一到香港就向记者谈:“光大是民间企业,不搞官商那一套。”他强调,光大到香港是来做生意,不是抢生意的,“光大公司实行董事长负责制,我在香港是向国家负全责的。不过,按照我国体制,我这个董事长兼总经理,也是国家的雇员”。

     

        从光大成立到开业,只有半个月,王光英就把公司推向世界,被称为“王旋风”。

     

        “王老板”

     

        光大成立期间,孔丹正担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的秘书,张劲夫分管中信和光大的联络工作,他因此和荣毅仁、王光英都有了接触。

     

        当时,孔丹即将离开张劲夫秘书岗位,面临着人生选择。孔丹希望去接触新事物,他考虑,在光大可能个人发展空间更大,王光英的邀请信也非常诚恳,而且光大设在境外,会是一种特殊的体验。最后,他选择了光大。

     

        孔丹称王光英为“王老板”。他说,“王老板”把第一步棋下到香港,这很特殊。光大一步跨到了境外,国际交往很多。这一步对改革开放也起了示范作用。在孔丹看来,王光英是一个老派的工商业者,是以带徒弟的方式培养年轻人。他性格爽朗,对年轻人要求严格,又热心鼓励,跟他沟通很顺畅。年轻人既把他当领导,也把他当老师。

     

        王光英常带孔丹等人见李嘉诚、包玉刚等企业家,他会用通俗的语言告诉孔丹做生意的道理,比如要和气生财,不要有官气,比如“一赶三不买、一赶三不卖”。孔丹说:“我没有受过正规的商科学校训练,只是读过经济学,从王老板身上,我们可以直接学习如何做生意,如何做投资。”

     

        在香港六七年,王光英大部分时间都在会客,不论什么样的客人都见,来者不拒。他的口头禅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财路”。

     

        红色“表叔”

     

        王光英刚到香港时,香港企业界是带着一些怀疑的眼光的。中外报刊尤其是英文报刊爱在他的姓名前冠以“红色资本家”“红色大叔”的称谓。东南亚有些华人猜测,王光英对于中共可能就像“比亲眷还要亲”的“表叔”。

     

        1985年,他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我在香港,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也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他们说:“现在王光英成了光大集团的‘王大老板’了,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是什么模样呢?他带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为中国工业化建设做了许多事情,然而风云骤变,‘金猴奋起千钧棒’,马上被送进了大牢,差一点丢了性命。今天座上客,明日阶下囚,说变就变。”

     

        1986年秋天的一天,作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的金庸在中环上海总会宴请王光英夫妇,《明报》编辑石贝也一起参加。聊起“文革”时,王光英说:“在秦城监狱关了那么多人,我们家就占了五口,我被关了8年,光美关了13年。”石贝问:“您觉得现在大搞经济建设,是否可以有效地阻止‘文革’重演?”王光英回答:“过去我们闭关自守,妄自尊大,开放以后接触了新事物,使我们的建设快了一点,这是一方面。但是光有物质文明还不够,还要有精神文明,就是有了物质文明以后的升华,要有一个正确的政策才不会令‘文革’再次发生。”

     

        为拓展业务,光大公司先后邀请了一大批世界名人来公司访问,其中有尼克松、基辛格、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财长康纳利和米勒、钢铁大王洛克菲勒等。王光英还与日本首相竹下登、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等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在与这些世界友人的交往中,光大公司充分发挥了作为一家民间企业的优势,广泛开展民间外交,为国家经济建设引进了大量资金和技术,并且为改革发展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新闻周刊》总第876期 宋春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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