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银楼

    我父亲生于一八八三年，祖籍浙江慈溪，读过两年私塾，十三虚岁在宁波银楼当学徒，白天打杂，晚上练字、练算盘。几年后，他辗转来到上海，在南市小东门大同行“老庆云”银楼当伙计。后来做了银楼“跑街”，携带金银首饰，进出上海大小公馆，给小姐太太看货。等我出生的一九二七年，银楼老板去世，因小老板幼时顽皮被我父亲打过，上任后就报复“回头生意”——大年初四，银楼业都要祭拜“接财神”，当晚没叫到名字的伙计，意味着“卷铺盖”回家——我父亲失业了。

    父亲那时想开一家小烟纸店，但母亲不允说：“我不愿天天搞‘牌门板’。”以前的商铺没卷帘门，每晚要插上一整排活动门板，白天脱卸。我父亲四十四岁，已经在银楼做了三十二年，经验丰富，决定重操旧业，花费两千银元，在提篮桥茂海路（今海门路）“凤生里”，开了“廉记老宝凤”银楼，初期借了底楼的两开间店面，楼上住“罗宋”（白俄）人，之后租下了二楼——这是父亲一生的转折点，他当了老板。

    “老宝凤”经营金银饰品，也售卖银盾、银壶、银果盘、碗筷盆盘、福禄寿三星、弥勒佛等各式银件，兼收购、修复金银器件，此外的金银锁片、项链等技术复杂的品项，都需进货。收购的戒指、镯头等等不便熔化，都是请制作行代办。全家住二楼前面两间加一个后楼，双亭子间当作坊，自制普通“小黄鱼”（金条）、“韭菜”戒、印戒（刻名字）、线戒，戒内刻有“足赤”及店名字样，贴有标明份量的小红纸。也接受首饰的加工修理，金匠锉下的金、银屑粉末、洗手留的“垃圾”都值钱，有专人上门来收。

    店伙计是一对兄弟，名金如意、金如海，包括学徒，都按规矩住店，每晚取出柜橱内被褥，睡店堂“打地铺”。店后一小间客堂有窗，通“凤生里”。后门是灶披间（厨房）、楼梯，亭子间是作坊。我和父母弟弟住二楼一间，外婆、娘姨（即保姆）住另一间，大哥住后楼。

    小客堂间里，逐渐就有了沙发、“华生”电扇、“无线电”（收音机），播放“申曲”、宁波“摊簧”。几个“镜头”一直留在眼前：我躺在床上，捧着奶瓶吸奶（奶粉冲的奶）；睡在父亲脚后；父亲常让我帮他把长裤脚管拉直，带我坐黄包车，一起去四马路吃喜酒、买风琴，去南京路“抛球场”中国国货公司，买深深淡淡的棕色羊毛外套。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我父母一直担心日军打进上海，尤其虹口，比“一·二八”的情况厉害，已成日本人的世界，全家肯定要逃难。整个社会都被发动起来，沸沸扬扬宣传抗战，鼓励市民捐款。记得家里买了好几百个大饼（烧饼），用几个麻袋装着，我跟着大哥、伙计送去捐献“支前”。不久，父亲就借到了法租界的新式石库门，八月初，全家陆续搬去避难。“老宝凤”的金银财宝，委托给了新华兴业银行保管。

    不久就听说，整个“凤生里”全部被烧毁了（包括父母和我的照片），我们今后再也回不去了。

    住了半年，经父亲张罗奔走，我们搬到沪西英租界“盐业银行”旧址。父亲顶下了这幢十字路口的三层洋房，重开“廉记老宝凤”。

    母亲坐账台、收账，里里外外一把手。店对面有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比较安全，地处沪西的交通要道，却常有流氓进店寻衅捣乱“敲竹杠”，每到这时，母亲就对父亲说：你到后面去，我来对付，我一个女人家，不怕这种“赤佬”会怎样！

    后来安全问题愈来愈严重，只得出一笔钱，求到了“海上闻人”虞洽卿、闻兰亭具名的两幅书法，镶了大镜框，挂在店堂正中做“保护伞”，才减少了许多麻烦。

    （《回望》金宇澄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