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文明使命论”

    英帝国曾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殖民帝国。早在18世纪晚期，英国学者埃德蒙·伯克便提出“文明使命论”，作为论证帝国统治合法性的说辞。按照此论调，英国的殖民统治推动了亚洲和非洲的历史前进，将亚非带离野蛮时代，为亚非带来和平、人道和符合文明标准的生活方式。英国首相麦克米伦（1957—1963年在任）在回忆录中将英帝国解体过程宣扬为英国完成“文明传播使命”之后，“自愿放弃”帝国的行为。这种观点并不符实。

    实际上，英国政府并没有解散帝国的长期政策。英国决策者怀有保持英国世界强权角色的决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并没有预见到未来帝国的解体。直到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独立高潮前夕，英国政府仍旧认为依“准备”状况，殖民地独立应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有些学者将帝国解体视为一个线性的过程，实际上忽视了不同时期英国各届政府施政重心的不同。帝国解体事实上发生在一连串非匀速前进的历史事件中。

    如中国学者李安山所言，战后英国政府的殖民政策规划本质上是被动的、消极的，是在民族主义因素或国际因素的推动下制定的。因而，权力转移并非“文明使命”作用下的产物。

    冷战结束后，“文明冲突论”作为殖民时期“文明使命论”的变种，甚嚣尘上。凭借此一论调，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在国际政治中实行“帝国秩序”。“文明冲突论”的经济背景是全球分工的新变化：东亚和南亚主要提供廉价劳动力，西亚和非洲主要提供原材料，南北方的整体差距扩大。即使中国、印度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也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由于高新产业技术和产品受到发达国家进出口双向限制，遏制两国产业升级，两国劳动环境恶劣和环境污染严重的问题难以快速解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共性作为拉力，南北方民族矛盾作为推力，共同促使西方国家走向联合殖民道路，经济全球化的霸权主义色彩愈发浓厚，南北方经济冲突呈现激烈之势。因而，时代迫切要求我们肃清帝国“文明使命论”及其变种的思想毒害。  

    （《中国社会科学报》7.24 杭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