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草画穿越百年广州

    2005年，广州博物馆的历史学者程存洁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通草(Tong cao)片”画误为“米纸(Rice paper)”画》。文章对当时广被误解的通草画的若干相关问题，进行了勘误。那个时候，通草画这种东西，对国人来说几乎完全陌生。

    按照程存洁的说法，家住英国约克的伊凡·威廉斯先生，是最早对通草片水彩画系统研究的人。他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一直关注和研究从我国外销到欧美的通草片水彩画。2001年9月，他一次性向广州市人民政府捐赠70余幅通草片水彩画。广州博物馆为此特意办了一个展览，并编写出版了《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情调——伊凡·威廉斯捐赠十九世纪广州外销通草纸水彩画》的精美专书。这也是通草水彩画第一次在普通观众眼前出现。

    程存洁指出，自19世纪以来，“通草片”在欧洲一直被误说成是“米纸”。这可能是由于人们以为通草片是用各类植物制造的，也可能是因为通草片看起来和可食用的“米纸”相近。实际上，这种画采用的“纸”不仅和传统的米纸完全不同，甚至也不算是真正的“纸”。“通草纸”实际是五加科脱通木生长3年的茎秆髓心部分切割出来类似纸张的片状物。通草片在过去民间也有一定的使用。但由于它材料脆弱和尺寸限制，在正统的中国书画领域，一直难登大雅之堂。但它因为适用于水彩绘画，开本恰好，却出乎意料地成为了制作外销水彩画的好材料。

    具体来说，通草片除了造价低廉，还有一个当时的宣纸所没有的优点——涂在通草片上的颜料会被吸纳入片表层内，可以使片上的颜料因为光影作用产生不同的色彩效果，尤其是立体感，这正是欧洲人所熟悉的绘画技巧。通草片让中国画师将中西技法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独一无二的绘画门类。

    通草画的诞生也和当时的大背景有关。随着广州口岸的繁荣，中西方沟通频率陡增。西方人对古老中国的兴趣点，由简单的物质层面，转向了包括生产、生活、风俗、制度在内的文化层面。这种大小合适，且形式雅致的“伴手礼”正好符合了他们的需要。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开放程度扩大，通草画的需求也随之大增，成为了华南地区出口欧美国家的重要文化商品之一。

    有趣的是，这类绘画大量外销，在广州地区也仅仅流行了几十年，加之通草片易碎，不易保存，因此这种绘画在中国国内早已销声匿迹，反而是经由国外博物馆和收藏机构的展示，以及国外学者的研究，我们才能知晓它们的存在，重新发现它们的价值。

    通草画的内容涉及面非常宽泛，包括婚丧嫁娶、市井风情、花鸟草虫、风景园林等等。它们是晚清市井全书式的图像资料。当中的人物形象从皇帝皇后到黎民百姓，无所不包，而且都在“做事情”，或桌边裁衣，或桌边绣花，或缸前观鱼，或亭下纳凉，这应该是符合画中人身份、职业等的行为，算是一种不标注文字的说明。

    由于通草画还担负着对西方人“普及”中国现实景况的作用，所以很多作品当中，对情景的展现是巨细无遗，且记录下每一个环节。比如耕作，从农民翻地、插秧、播种、施肥，到收获、入仓，整个过程都画了出来。这对我们研究清代工艺设计无疑起到很大的作用。

    （《广州日报》7.18 卜松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