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1日是嫣儿(当事人网名)初二开学的日子,那一天,她没有了爸爸,死因是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尽管格列卫在2002年才在国内获批上市,但是嫣儿的父亲,原二七机车厂医院的医生,本来有一个参与药品试验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因为经济原因,最终错过。
在电影《我不是药神》热映时,嫣儿以亲历者身份写了一篇文章《00年,我爸差点成为“药神”里神药的试验对象》。女儿的自述勾勒出了一个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家庭图景。
钱真的是个事儿
在北京,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护士长,工作体面收入稳定,在旁人看来,嫣儿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是,在嫣儿出生前,这个家庭就与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展开了斗争。
“我的父亲是在大学最后一年得的病。”嫣儿说,“那一年,父亲去四川参加大学生运动会,被蚊虫叮咬,挠破了,烂了一个大坑,后来感染了”。之后,他带病生存了16年。
2000年,嫣儿父亲的病情已经恶化。父亲在病床上握着上初一的嫣儿的手,说从美国同学那里听说了一种针对此病的特效药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招募受试者。“父亲对我说,或许能看到你结婚了,那天,他的眼睛亮亮的。”嫣儿说。
那年,北京市全市职工平均月工资为1310.5元,即便自担风险去美国当试验对象,交通和食宿费却也是难以承受之重。
嫣儿的父亲自知时日无多,便和红十字会签约捐献遗体。当时,捐献遗体还是个新鲜事儿,一直跟着采访这件事的记者提出可以试试登报求助捐款,被嫣儿的父亲以“还有比我们更需要帮助的人”拒绝了。
等待光亮的日子
那年夏天,天气特别热,嫣儿一家花了4000元在客厅安装了一部空调,对于他们而言这是巨资,也是为了让父亲最后能少一些痛苦。当时,嫣儿的父亲需要用杜冷丁来止痛,夜里会被痛醒呻吟。如今,嫣儿已记不得父亲是如何呻吟,只记得三个人都睡在客厅,妈妈会说,“小声点儿,别吵醒孩子”。父母不知道的是,嫣儿根本睡不着,她就睁眼看着天一点点亮起来。“绝望的感觉就像弥漫在四周的黑夜,不知道什么时候光亮会来”。
即便到了最后时刻,嫣儿的父亲还希望在女儿面前保持最后的尊严。当时夜里需要接尿,嫣儿还记得,不管父亲是否已经神志不清,但还是要求母亲扶着他走过长长的走廊,到厕所里接尿,避开女儿。
一场病会影响整个家庭
嫣儿说,少年丧父对自己的最大性格改变就是心重。她记得,父亲离开后,语文老师拿着报纸上对他捐献遗体的报道跟同学们说,有同学还写了篇作文,说嫣儿很奇怪,只是歪着脖子坐在座位上,看起来没任何反应。
事实上,嫣儿经历的那种绝望,是旁人无法理解的。在她看来,真正的绝望,不是情绪化的表现,而是各种情绪都被“敲碎在零零碎碎的小细节里”,而希望,就像掉入山谷的雨滴,听不到回响。
嫣儿还记得《我不是药神》里那句经典台词“谁家还没个病人”,但亲身经历告诉她,一个病人,特别是一个慢性病的绝症病人,有时会影响整个家庭乃至后代。嫣儿的老公曾对她说,如果嫣儿的父亲没有因病早逝,她的家庭条件会好很多,性格也会大不一样,也可能不会选他做老公。
2002年,格列卫在国内批准上市,但当时一个月用药的支出大致相当于北京市职工一年的工资。后来,赠药、列入医保、降价,再加上仿制药,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尽管仍有不菲的药费支出,但与嫣儿父亲那个年月相比,希望更多了。
嫣儿有时会想,如果是今天,或许父亲真的能看着她披上婚纱。但对于逝者而言,这一切,只是如果。
(《工人日报》7.22 赵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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