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文华殿内,挂着一幅幅大红大绿的瓜果蔬菜图,画中有饱满的桃子、甜硕的荔枝、墨绿色的西瓜、鲜嫩的大白菜,再配上考究有趣的题字,前来欣赏画作的游客就像进了夏天的瓜果蔬菜园。如此生活气息浓厚的画,出自清末民初的大写意画家吴昌硕。
一生大起大落的吴昌硕,有很多三教九流的朋友。官至河道总督的吴大澂是个收藏大家,他欣赏吴昌硕的才能,慷慨出示珍藏,让他能历览传世的彝器和书画真迹。彼时社会地位低下的商人,也是吴昌硕的友人。有一次,吴昌硕写了“道在瓦甓”四个字送给一个古董商人,古董商感念他,以一只珍贵的古缶作为回赠。至此之后,吴昌硕以“缶翁”“老缶”作为自己的名号,还称自己的书斋为“缶庐”。
吴昌硕40岁时与任伯年结识,拜他为师,正式学习画画。任伯年请吴昌硕画几笔试试,当时还少有画作的吴昌硕画了寥寥数笔,任伯年就看到了他笔法中的“金石之气”,不禁感叹:“你已经超过我了啊。”即使得到了任伯年的赞赏,吴昌硕还是虚心地向他请教绘画技法,任伯年如此对吴昌硕说:“你的书法功底深厚,不妨以篆书的笔法画花卉,用草书的笔法画枝干。变化贯通,不难其奥绝也。”
与吴昌硕兼容并蓄、虚心求教的交友法则一样,他的画也透着不守绳墨的襟怀。65岁前后,以“金石入画”的吴昌硕开始自成流派。旧文人士大夫爱画花鸟,画风纤弱空灵,吴昌硕笔下的梅兰竹菊、青山绿水却饱满向上,一派磅礴气象。他还开始用西洋红画花卉,变古法水墨为五彩,变重墨为重彩,看起来很是喜庆。如此大红大绿的色彩犯了传统文人画的忌讳,“色不可俗”才是他们标榜高雅的一贯主张,当时的海派画家蒲华就一直告诫吴昌硕:要多用水墨、少用颜色。但吴昌硕不理睬。多年后,他看着自己色彩斑斓的花卉图,颇为得意地对弟子说道:“可惜蒲华过世了,不然可以给他一些‘颜色’看看。”
辛亥革命之后,吴昌硕定居上海,他的画更热闹了。除了梅兰竹菊四君子,荔枝、石榴、西瓜、葫芦、南瓜、芋头、大白菜,这些菜园子里种的、树上结的全部入画。比如《荷香果熟时》,一片绿油油的芭蕉叶上,点缀着几颗黄澄澄的枇杷;《秋光图》中,几个黄色的大葫芦夺目鲜艳,挂在水墨淋漓的葫芦叶间,好似垂露欲滴。
吴昌硕到上海的第二年,他的瓜果蔬菜图就颇有名气了。吴昌硕出了第一本画册,还制定了一份新的润格,提高了卖画的价格。彼时的上海,社会剧烈变迁、市民阶层壮大、商品经济繁荣,水墨画不再只是文人的赏玩雅趣,新的市民审美呼吁中国画坛实现变革,而吴昌硕的画流露出浓浓的市井气息,他成了这次变革当仁不让的倡导者。79岁时,吴昌硕的一副行书对联大抵能概括他的“变法”精神。“风波即大道,尘土有至情”,意思是:在风浪波涛中,热爱生活的人,对灰尘泥巴也会有至深情怀。
沧桑变易之际,吴昌硕既画梅兰竹菊,又画瓜果蔬菜,在文人士大夫与市民百姓的审美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齐白石、潘天寿、陈半丁……一连串画坛响当当的名字,都曾受到吴昌硕雅俗兼备的画风影响。他的作品被称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雾翔如此评价:“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吸收了当时社会背景下特有的商业气息和时代精神。”
(《环球人物》2018年第13期 毛矛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