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与《沙家浜》

    1963年冬天，江青到上海看戏，回北京后带回两个沪剧剧本，一个《芦荡火种》，一个《革命自有后来人》，找了中国京剧院和北京京剧团的负责人去，叫改编成京剧。北京京剧团“认购”了《芦荡火种》。《革命自有后来人》归了中国京剧院，后改编为《红灯记》。

    我和肖甲、杨毓珉改编，住颐和园龙王庙，一个星期就把剧本改好了。初稿定名为《地下联络员》，因为这个剧名有点传奇性，可以“叫座”。经过短时期突击性的排练，要赶在次年元旦上演，已经登了广告。江青知道了，赶到剧场，说这样匆匆忙忙地搞出来，不行！叫把广告撤了。江青总结了五十年代出现过的一批京剧现代戏失败的教训，认为这些戏没有能站住，主要是因为质量不够，不能和传统戏抗衡。江青这个总结是对的。后来她把这种思想发展成“十年磨一戏”。一个戏磨到十年，是要把人磨死的。但是戏是要“磨”的。公平地说，“磨戏”思想有其正确的一面。

    决定重排，重写剧本。这次参加执笔的是我和薛恩厚。大概是一九六四年初春，住广渠门外一个招待所。前后十来天，剧本改出来了。二稿恢复了沪剧原名《芦荡火种》。经过比较细致的排练，江青认为可以请毛主席看了。毛主席看后提了几点意见：兵的音乐形象不饱满；后面要正面打进去，现在后面是闹剧，戏是两截；改起来不困难，不改，就这样演也可以，戏是好戏；剧名可叫《沙家浜》，故事都发生在这里。我认为毛主席的意见都是有道理的，“态度”也很好，并不强加于人。

    有些事实需要澄清。

    兵的音乐形象不饱满，后面是闹剧，戏是两截，这都是原剧所存在的严重缺点。原剧的结尾是乘胡传魁结婚之机，新四军战士化装成厨师、吹鼓手，混进刁德一的家，开打。厨师念数板，有这样的词句：“烤全羊，烧小猪，样样咱都不含糊。要问什么最拿手，就数小葱拌豆腐！”而且是“怯口”，说山东话。吹鼓手只有让乐队的同志上场，吹了一通唢呐。这简直是起哄。改成正面打进去，就可以“走边”“跟头过城”，翻进刁宅后院，可以发挥京剧特长。毛主席的意见只是从艺术上、从戏的完整性上考虑的，不牵涉到政治。“要突出武装斗争”，是江青的任意发挥。把郭建光提到一号人物，阿庆嫂压成二号人物，并提高到“究竟是武装斗争领导地下斗争，还是地下斗争领导武装斗争”这样的原则高度，更是无限上纲，胡搅蛮缠。后来又说彭真要通过这出戏来反对武装斗争，更是莫须有的诬陷。

    我们按照江青传达的毛主席的意见，改了第三稿。1965年5月，江青在上海审查通过，并定为“样板”，“样板戏”这个叫法，是这个时候开始提出来的。1970年5月，《沙家浜》定本，在《红旗》杂志发表。

    我历来反对一种说法：“样板戏”是群众创作的，江青只是剿窃了群众创作成果。这样说不是实事求是。我对“样板戏”从总体上是否定的，但认为部分经验应该吸收借鉴，不能说这和江青无关。江青在“样板戏”上还是花了心血，下了功夫的，至于她利用“样板戏”害人，那是另一回事。当然，她并未亲自动手写过一句唱词，导过一场戏，画过一张景片，她只是找有关人员谈话，下“指示”。

    从剧本方面来说，她的“指示”有些是有道理的。比如“智斗”一场，原来只是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个人的“背供”唱，江青提出要把胡传魁拉进矛盾里来，这样不但可以展开三个人之间的心理活动，舞台调度也可以出点新东西——“智斗”的舞台调度是创造性的。照原剧本那样，阿庆嫂和刁德一斗心眼，胡传魁就只能踱到舞台后面对着湖水抽烟，等于是“挂”起来了。

    有些是没有什么道理的。郭建光出场唱“朝霞映在阳澄湖上”的第二句原来是“芦花白早稻黄绿柳成行”，她说这三种植物不是一个季节，说她到苏州一带调查过（天知道她有没有去调查）。于是只能改成“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其实还不是一样？沙奶奶的儿子原来叫七龙，她说生七个孩子，太多了！这好办，让沙奶奶少生三个，七龙变成四龙！

    有些是没有道理的，“风声紧”唱段前原来有一段念白：“一场大雨，湖水陡涨。满天阴云，郁结不散，把一个水国江南压得透不过气来。不久只怕还有更大的风雨呀。亲人们在芦荡里，已经是第五天啦。有什么办法能救亲人出险哪！”这段念白，韵律感较强，是为了便于叫板起唱。江青认为这是“太文的词儿”，于是改成“刁德一出出进进的，胡传魁在里面打牌……”这是大白话，真是一点都不“文”了。这段念白是江青口授的，倒可以算是她的创作。“智斗”一场阿庆嫂大段流水“垒起七星灶”差一点被她砍掉，她说这是“江湖口”，“江湖口太多了”！我觉得很难改，就瞒天过海地保存了下来。

    （选载四）

    （《说戏》汪曾祺 山东画报出版社2018年出版）